……就其本意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岁月的泡沫》(Boris Vian)


[06/08/28] 八月外刊文学新闻(编译) -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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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BAY" Graffiti @ 昌平路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布什的加缪之夏
The New Yorker (8/28)

人们的夏季阅读书目从不只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也总有向大众炫耀的企图。总统也不例外。《巴黎到月亮》的作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新一期杂志中撰文分析了布什总统今夏的阅读清单。这份阅读书目包括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一本有关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原子弹发明的书和理查德·卡沃丁最新撰写的林肯传记。其中,尤以《局外人》最为引人注目。戈普尼克打趣道:看起来,布什总统已经把加缪读完了,并和他的新闻官托尼·斯诺争论存在主义的起源呢。

《局外人》描述了一个名叫默尔索的法国青年,出于某种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或许是一种对疏离的恐惧,在阿尔及利亚的沙滩上射杀了一个陌生人。加缪的目的,是将病态暴力的心理戏剧化,作为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他的论点是:暴力有可能并非出自事前谋划或意识形态的偏激,而是作为一种零星的、一时的冲动。太过细致地寻找暴力的理性原因,便是误解了它的本性。

戈普尼克认为,布什总统能够花时间反思人类暴力的神秘起源以及由科技提供的难以想象的毁灭性力量,能够思考一个反对战争的伟人之巨大成就,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这听起来简直像智慧之始,或者,至少对我们大家而言也是一张秋季必读书目清单。

坏女孩好文学
TLS (8/18)

“她是谁?她的家在哪儿?她的生活怎样?她又有怎样的过去?”那是福楼拜笔下的莫罗初见阿尔努小姐时的疑问。“甚至生理占有的欲望也让位于更深的渴望,一种没有疆界的强烈的好奇心。”同样的感情出现在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新作《坏女孩出轨记》中。

小说的叙事者里卡多第一次遇见坏女孩,是在1950年。那时,他是一个15岁的安静而书生气的男孩,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住在巴黎。莉莉,是这坏女孩的名字,她是一对新近搬入利马近郊中产阶级区的智利姐妹中较艳丽且年长的那位。可后来,人们发现她们来自智利只是一个谎言,她们也就此突然消失。此后,便是里卡多一次又一次同这坏女孩相遇、相爱;每一次,她都有不同的身份——革命伴侣"阿莱特同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官之妻、英国纽马克特一个赛马师的墨西哥妻子理查德森夫人、日本商人的情妇固力果……

文章认为,略萨的这本新作也许显得较轻,但一如略萨2001年在一次座谈会上所言,他看重的是小说中自由的个人意志,如同一个生于利马的年轻作家决定支持阿根廷博卡青年队一样。文章还分析了略萨的用词趣味,认为略萨使用粗俗言语的趣味甚为明显。“通俗情节剧的元素令我感动,因为通俗情节剧比戏剧更加接近现实。”而正是这种溢出般的语言和夸张的姿态表达了一种包法利夫人式的对日常现实的反叛。


读不到博尔赫斯了?
Nouvel Observateur (8/10)

8月24日是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生日,然而英语读者们依旧没能读到他的许多非小说类作品。而在法国,曾由Pléiade出版的两大卷博尔赫斯全集分明有1752页和1523页之厚,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人们突然再也读不到博尔赫斯了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文化记者Pierre Assouline以“博尔赫斯丑闻”为题,详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事情的起因是:博尔赫斯的遗孀玛丽雅·柯达玛(*)不同意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重新出版这些书。当然,很有可能是有一些编辑方面的争论亟待解决,但看上去这更像是博尔赫斯的遗产控制者柯达玛在展示权力。就像许多的文学遗产控制者一样,柯达玛女士看来也喜欢控制一切——即使那意味着使博尔赫斯的作品淡出人们的视野。虽说从长远来看,各语种好版本的博尔赫斯终将出炉,但从目前来看,似乎还要等上很久。


[警告:长得要命的注从这里开始了----->

* 今天看到报纸,发现编辑将玛丽雅·柯达玛改成了玛丽雅·儿玉,不禁心生疑惑,因为一来,法国《新观察家》杂志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是
María Kodama;但编辑并不会随意改成一个根本不同的名字啊?带着这个疑问,我请教了古老师。

我把“博尔赫斯的遗孀”塞进古老师的脑袋,古老师化了0.38秒吐出22,360项答案。结果令人惊讶:一半结果清楚地写着“儿玉”,另一半结果则类似“柯达玛”,其中官方得不行的人民日报翻译为“戈达玛”,只是轻浊音有异。

更觉奇怪的我终于把古老师捆了起来,狠狠地在他脑子里塞了乱七八糟的疑问:María Kodama/Borges/interview/儿玉……最后,古老师面露诡异神色,幽幽吐出一根链条:

http://www.domist.net/inglese/articles-news/MariaKodama2004eng.htm

链条上的字密密麻麻,我拿来了老花眼镜,终于——
-   As many lovers, had he any special nickname for you?
-   He called me "Ulrika", a northern name meaning "little bear"

原来“儿玉”者,Ulrika**也。大师甜蜜蜜地一句昵称,倒弄得古老先生一身汗。哈哈。

不过昵称前面加名字,哈哈,我觉得还是有点古怪呀。


** 关于Ulrika,不得不继续几句,Ulrika其实就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沙之书》中的《乌尔里卡》(王永年 译,海南国际96年版)。而在艾柯去年的小说《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中,引用了其中一句"Round Table lovers, we slept for four years with a sword between us. " (见英译本P52)

Queen Loana Annotation Project这样介绍《乌尔里卡》:

(...) story that had been inspired by his brief meeting with Maria Kodama in Iceland in 1971, which tells of an encounter in York between an aging professor, Javier Otarola, and the eponymous Norwegian girl." (p. 492) Borges is, of course, a great influence on Eco (cf., e.g., 'Borges and My Anxiety of Influence' in Eco's 'On Literatur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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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09] 三个电视故事 - [Bizarre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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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路



节译自《Ten TV Tales@ CONJUCTIONS

作者:Lynne Tillman*

1

有个喜欢动物的男孩。他收养无家可归的动物,在后院里喂养它们。他的父母朝他大喊大叫,因为动物们把草地都毁了,他们要求男孩把动物们都处理掉。男孩把动物们带到了当地的动物庇护所,在那儿它们被杀了。然后一天,不久之后的一天,他的父亲被一只狂暴的松鼠咬了一口,死了。

2

有个很不友善的老女人,一生都努力工作。她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65岁时她退休了。当她不再离开她的屋子,邻居们便再也没有见到她。所以他们刈了她疯长的草,收了她的邮件。但当她的房子倒塌的时候恶臭难忍,邻居们叫了警察。他们发现那个不友善的老女人已经死了四年。电话就在她腐烂的尸体旁。一个邻居说:“怪不了任何人。她从不和人打招呼。”

3

有个暴力的男人。他棒打、撕皮并屠宰了邻居的一只美洲牧羊杂种狗。然后他在一个家庭煤气烤架上烤来吃。狗头在邻居家边的篱笆处被发现。暴力男人被送进了监狱。律师这样为他的客户辩护:“当他到了洲监狱,他是那儿唯一一个犯这种罪的人,我不觉得这将对他有好处。”


* Lynne Tillman,纽约作家,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过她的小说《No lease on life》(纽约女人未眠夜)。这些短文发表在2001年出版的《conjunctions》第36期“Dark Laughter”专题。

相关阅读:Editors' Note by Jonathan Safran Foer and Bradford 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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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03] 零蠕虫 - [short_story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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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 @上海商城



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自“我不会马上写的三本小说”之一(P85) from THE TENT (Bloomsbury,2006)



在这篇小说里,所有的蠕虫死了。那会包括线虫。也包括任何形状上象蠕虫的,尽管那不是真正的蠕虫应该把幼虫包括在内吗?蛆呢?一旦我更彻底地投入到这件事中,我会更加明白的。

不管怎样,是蠕虫。那些在土地里的,和那些在水里的。那些在鱼身体里的。狗身体里的。那些在人们身体里的,比如蛲虫、蛔虫和绦虫。它们都死了,每一条。这并非完全不好。

或者说一开始这并非完全不好。但很快——因为蚯蚓现在都死了,而这很重要——土壤再也不以惯常的方式循环了。蠕虫粪不再排泄于地表,也不再有蠕虫洞令雨水得以穿透。有价值的营养成分被封闭在下层土中。从前多产的土地成了岩石。庄稼变得矮小,后来干脆不长了。饥荒肆虐。

在这伤感的故事过程中,我们应该跟随谁呢?我投克里斯和阿曼达的票。他们是一对在第一章、也许第二章已完美做爱的情侣。然后他们觉悟了,他们取消了装修厨房和添置新的、会突出厨房一角的环保冰箱的计划。

他们逃到了夏季小别墅,这时
,社会秩序在这他们居住的、一度繁荣的小镇崩溃了。人们开始吃他们的猫、金鱼和餐厅装饰用的干花。

阿曼达,这对情侣中的乐观主义者,试图在一方以前用来种牵牛花的可怜土地上种点Tiny Tim番茄。克里斯是个现实主义者。在他那张没有蠕虫的方脸上只有灾难。(是的——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蛆也死了,这解释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尸体遍布别墅地基,被诸如乌鸦之类的啃咬,但并不如蛆弄得那样干净。)


最后一幕:
阿曼达正试着用一根针在石头一样硬的土地上挖洞。克里斯从屋里走出来。他拿着个杯子,杯子里装着他们的最后一点低因速溶咖啡。“至少我们在一起,”阿曼达说。

或者我应该让克里斯大吼:“当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他妈的蠕虫,你在哪儿
?”

也许应该让
阿曼达大吼
。那会比较出人意料,也许可以显示她的人物角色得到了发展。

既然这发生了——这导泻的、揭示性的、不知怎么也是激励性的吼叫——一条小小的、仍在花园一角宛蜒行进的蠕虫也许会被发现正与自己性交。这将留下一个哀鸣的音符。我总乐于这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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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04] 海绵死 - [short_story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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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自“我不会马上写的三本小说”之二(P88) from THE TENT (Bloomsbury,2006)


在这篇小说里,一块佛罗里达海岸边暗礁上的海绵开始飞速长大。不久,它到达了岸边,并正向内陆渗透,吞噬着沙滩公寓和封闭社区。没有东西能阻止它。它无视路障、州际警察、甚至炸弹。一块狂暴的海绵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敌人。它没有中枢神经系统,不象我们。

“它和我们不一样,”克里斯在他的公寓顶上说,在那儿他拿着望远镜窥看。阿曼达害怕地勾着他。多么教人羞愧啊——他们才买了这套公寓,刚刚在第一章完美地做爱,并将公寓装修一新。所有的装饰都成了废物。

“我们能在它身上撒点盐么?”阿曼达问,带着恳求般的犹豫。

“亲爱的,这又不是鼻涕虫。”克里斯大师般地说。

这些词应该是他的遗言么?海绵是否应该落向他,带着一种柔软却致命的粘稠物?或者,他是否应该被允许战胜这个魔鬼般的沐浴配件,为了佛罗里达、为了美国,最终为了人性?我个人倾向于最后那个。

但直到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我在心中确信人类灵魂有足够的资金坚定有疑(go head to headless)地与这罪恶的纤维素块状物作斗争——因为作为一个忠实于内在自我真相的作家,你不能伪造这些东西——还是不要开始写这篇小说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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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0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译文两篇 -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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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fles



译自Margaret AtwoodThe Tent》(Bloomsbury,2006)

更快 (P125)

步行不够快,所以我们奔。奔跑不够快,所以我们骑马。骑马不够快,所以我们起航。航行不够快,所以我们沿着长长的金属轨道欢快地滚动。长长的金属轨道不够快,所以我们驾车。驾车不够快,所以我们飞行。

飞行不够快,对于我们而言不够快。我们想要更快地到那儿。到那儿?到我们现在不在的随便哪儿。但他们常说,人类的灵魂只能象一个人走路那样快。如果是那样的话,所有的灵魂在哪儿呢?被抛在了后面。它们在这儿和那儿游荡,缓慢地,昏暗的光线闪烁在夜晚的沼泽地,它们正寻找我们。但它们几乎不够快,对我们而言不够,我们远远地在它们前面,它们永远也追不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走得那么快:我们的灵魂没有阻碍我们。


什么事发生了(P131)

有什么事发生了。但怎样发生的?是在一夜之间,还是它已经潜行至我们身旁而我们才刚刚发觉?是女孩们,年轻又美丽的女孩们。她们曾如塞壬、如美人鱼般歌唱,极甜蜜、灵动、如风的旋律,起伏的旋律,但现在她们的旋律被夺走了,尽管她们的嘴仍如常开合。她们的舌头被割了么?

孩子的哭声也是如此,葬礼上的哀号,那些原本会在夜里从疯子、从被折磨者那儿传出的嚎叫声亦是如此。对于鸟儿们情形也一样:象往常一样飞,象往常一样展翅,头转向后,鸟喙张开,但它们无声。无声,还是被禁声?是谁一直在用一块以看不见的雪做成的毯子将声音盖住?

听:树叶不在飒飒作响,风不再叹息,我们的心不再跳动。它们都落入了沉默。落,一如落入大地。或者是我们在落下?也许不是世界变得寂静无声,而是我们聋了。什么膜将我们与以往随着舞蹈的音乐声隔开?我们为什么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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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28] 《卫报》Woody Allen专访 (Part III) - [translation Fi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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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jameshyman.com

(续)

有孩子是否某种安慰呢?艾伦与Mia Farrow有两个领养的和一个亲生的孩子,与宋仪——Mia Farrow和André Previn的养女——又领养了两个,艾伦在1997年娶了宋仪。“不。传宗接代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以前经常想艺术是知识分子的天主教。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的作品在你死后会被观看、阅读,你会觉得那是一种补偿。但不是的。孩子不是,艺术或其它什么都不是。对于你自己的死,没有什么可作为补偿。”

他还尚未成熟是因为他说他从没有“非成熟”(unmellow),不象比如说 Groucho Marx,“他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人(a terror),但我从不是。”

然而当他和宋仪结婚的时候,报纸就那样描绘他。在和Farrow痛苦的抚养权官司中,Farrow指控他虐待孩子之一,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说法庭审判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并躲过媒体的强烈抨击,因为他一直表现出的“低调抑郁”。“这官司的法律部分,由我的律师处理。当一切正进行的时候,我呆在家里工作。我拍了Manhattan Murder Mystery,我拍了一部爵士纪录片,我拍了Bullets Over Broadway,我导演了一出戏剧Death Defying Acts。不管你信不信,这不是我会想到的那种事,因为对之我没有什么可做,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听到的言论都是不对的,我不是说对我而言是贬义的那种错,只是不接近实际发生的事。也只好这样。”

他与宋仪的婚姻继续令他吃惊。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在——就如他用的词——“不在娱乐圈、比我年轻很多的亚洲女人身上会找到稳定和快乐,我本会觉得他们是疯了,因为我所有约会过的女人都在娱乐圈工作,都和我年纪相仿,他们都是金发女子。但这段婚姻就那么美好,完完全全地。”

她对他与那么多漂亮女人一起工作放心吗?

“她对这保持适度冷静。我是说,我觉得她会百分百地觉得舒适假如我与Robin Williams合作。但对这她一般会说OK,而我一点也没有威胁性,所以就OK了。”

我问他是否与其他孩子有联系。
“呃-呃。”
没有么?
“没有。我与他们没有联系。”他说他答应了不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个。宋仪这些日子还和Mia Farrow见面吗?艾伦看上去吓了一跳。
“哦不,不见。上帝啊。”

这段和艾伦的对话一度掩盖了其它所有的话题,当他作为一个无害怪人(假如他带来伤害,他也等量地伤害了自己)的公共人格被邪恶和掠夺的人格取代的时候;当即使他最热心的粉丝也觉得他讨厌并找来一本以前的目录找他签名的时候,他一直如此。那些日子现在看来已经过去了,那些因为这些事情说再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伍迪·艾伦电影的人大部分都忘记了自己所言。无论如何,过去10年没多少必看的艾伦电影。Match Point是对形式的回归——也许不止于此,在他70岁之年,是一种新成熟的开始。

没有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我见艾伦的前一天,他刚又拍一部电影,名叫Scoop,也是在伦敦拍的,亦由Scarlett Johansson主演,电影将在2006年发行。他觉得那片子如何?

“非常糟。(Very negative)”他说,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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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27] 《卫报》Woody Allen专访 (Part II) - [translation Fi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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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M Distribution

[续]

Match Point显然还是一部非常伍迪·艾伦的作品;自然发生的对话尖锐而有趣,尽管听其以一口伦敦音而非纽约音说出有点古怪,他说这些对话一如往常的即兴,来自包括Penelope Wilton和Brian Cox在内的配角阵容。电影略略被美国导演的伦敦旅游式视角所损害:角色们永远徘徊于泰特现代美术馆外,或守卫换班时的白金汉宫。但尽管如此,电影准确描摹了中上阶层及人们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发生了什么。“我自己把电影英国化了,但我让一个英国朋友看一遍电影并指出我在哪儿犯了错误。偶尔,有演员会说,你这儿其实应该说狡猾的(dodgy)而非冒险的(dicey),或诸如此类。”

一旦电影拍完,艾伦既不读他自己电影的评论,也不重看自己的电影。评论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如果是好评,它永远不会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若是恶评,亦不会令我的生活更糟。”至于重看自己的电影,一旦他完成了一部电影,他更经常地会觉得它不够好,再看一遍只会令他不快。他嫉妒那些更轻松的人格,他的同行们可以拍完一部电影,在开幕之夜去一个大Party,或至少留下一个自我陶醉的好印象。但艾伦无法从中获得乐趣。“我只是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地工作。我几乎有一点抑郁。你知道么?不是那种把你引向毒品或药物的抑郁。但你知道,我并不真的在意人们是否很喜欢我的电影,假如一部电影很成功我并不真的能从中获得快乐。”这在我听起来象一种特别的自信。他笑了。

“这差不多是一种,呃,被误认为遁世或傲慢或自信的淡漠。但并非如此。”

当然,他的神经质便是他;一个有趣的、矮小的总能赢得漂亮美眉的家伙,她可以是Diane Keaton,Mira Sorvino,Julia Roberts或最近的Charlize Theron。他在Match Point里起用了Scarlett Johansson,她非常出色,但艾伦从不掩饰自己被美丽女人包围的兴奋感,也从不忘记指出:假如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电影人,他不可能接近她们10尺之内。“他是一个害怕女人的夸大狂,”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里Helen Hunt演的角色说,而这是艾伦直接变成了自己的评论者,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你能怪我吗?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愿意以自己的有趣来换美貌?“不要美貌,因为我从不在乎这个。不过我愿意用有趣来换做一个悲剧作家。呃。我一直想做那个,从第一天到现在,我的意思是我一直更愿意做那个。不是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是那种想演哈姆雷特的人;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但我希望我的事业可以是拍一部接一部的戏剧或悲剧,而非喜剧。”

因为它们被更严肃地对待?

“因为我更严肃地对待它们。”

艾伦在前一部电影Melinda and Melinda里就开始了这样的讨论,在Match Point里这讨论继续:生活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Melinda里的想法有一些累人,电影的反响不佳——在那部电影里,艾伦拍了一个故事的两个平行版本,每个代表了一种喜剧或悲剧的可能性。我猜想他觉得生活是悲剧的?

“哦,显然是。毫无任何疑问我觉得生活是悲剧的。其中有一些喜剧元素。但,当那天结束、一切告终,新的一天是糟糕的。我们会到达一个不愉快的终点。”

艾伦的父母之死,他说,是一个相对的“小”事件;他父亲略略超过100;他母亲活到95,“这并没有引起震动,也没有精神创伤。他们只是活过美好一生的老年人,在他们最后的年月趋向衰弱。”这并不是说,他在死亡这点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不,我没有。变老并没有救赎的性质。我还没成熟,我还没获得任何智慧,这是桩不幸的事。你不想变老,但这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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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26] 《卫报》Woody Allen专访 (Part I) - [translation Fi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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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allocine.fr


文/ Emma Brockes
译自Guardian 2005年12月20日

伍迪·艾伦演了他自己那么多年,以至于人们会疑惑他的性格,在一定阶段,会不会真的用完。他承认当他拍电影时,他渐渐厌倦了自己的形象,而在最近几年,观众们也厌倦了。但当被问及他是否会担心某一天不再有趣的时候,他说:“哦,不会。因为假如我醒来,我将会很有趣,因为这就是我。并非我要证明我有能力做到;而是早晨醒来我能写作。我从床上滚下来我便能写;我能写——那是我所做的,那就是我。所以要我变的不有趣,需要彻底改变我的性格。”

70岁的艾伦看起来和1972年的电影《Play It Again, Sam》中的那个年轻男人并无太多不同。
人们经常刚刚发现他的“不老性”,这很奇怪;他暗淡的、棱角并不分明的脸看起来很柔软,像一块厚棉布,他的眼睛分得很开,和那些花了太多时间努力望穿黑暗的生物们一样。根据我们采访时所见,艾伦的公众角色是他私人自我的一个略略夸张的版本,他真的会抱怨,他真的会把世界看成一个悲剧之地,他真的会以一种残忍的方式、乐于将怀疑悬置,使人们面对自己的死亡而活。为此你要么喜欢他要么不;假如你喜欢(我是的),那么这特色足够使看他的随便那部电影成为乐趣;假如你不喜欢,他会令人不快。

即使如此,在过去的10年,自从《Bullets Over Broadway》的成功以来(获8项奥斯卡提名并赢了一项),伍迪·艾伦电影都有些雷同,他看起来有些疲倦,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新作品《Match Point》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并未亲自出演。这是他第一部在伦敦拍摄的电影,电影很大很长很严肃——而这,观众们在看见Jonathan Rhys-Meyers演的男主角随意地手捧一本《罪与罚》时便被早早地告诫了。(艾伦说,这本书“令我的电影相形见拙(puts my movie to shame)”) 尽管片名听起来象一部电视电影,但这是艾伦,作为他一贯钦佩的那类电影制作人,所做的防卫性的戏仿。电影再访了人物对抗命运、信任对抗自主的古老争论,最主要的是:运气,在哪个阶段作了一连串错误的司线判断,从而构成了命运?

“我有个想法,来拍一拍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我们都害怕面对这点。每个人都希望他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或至少有一些控制。你喜欢这样想,好吧,如果我锻炼、饮食健康、不抽烟,我将会……但那些没有用。任何数量的计划都无法解释运气所起的巨大作用。我想写一个表现这个的故事。”

他幸运吗?是的,他说。他一定是的,以某种方式,单单从他很成功这个事实便可知。

“人们经常对这点并不诚实,但事实是你非常地依赖……要知道,当我刚涉足娱乐业,和我一样或比我有才华的小伙和女孩多的是,然后你知道,有个家伙死于空难。要知道……你能如何……你需要运气。这是你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你没有意识到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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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24] 迟来的童年乐趣 - [book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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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Merle Rubin
译自:2006年1月9日《洛杉矶时报》

对于这本由多产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神话作者及去神话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精心炮制的小书,我们要持何种意见呢?《帐篷》显然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亦非实录,尽管它由35篇短小的、有聪明标题的文章组成,但它并不是一本散文集或短篇小说集。翻阅本书如同沉浸在一个品种多样的糖果盒里:有些易碎、有些耐嚼、有些柔软、有些脆弱。但与糖果不同,这些精细的作品很少甜蜜。更经常的,它们是尖酸的、刺激的、辛辣的、偶尔苦中带甜,尝起来有浓重的药草味,或混杂着令人豁然开朗的精神。

《帐篷》由阿特伍德亲自操刀线条插画,该《帐篷》的成分可表现为成人漫画的口述版或讽刺文学——有趣的笑话但又抵死严肃,缘自极严肃的处境以至于它们只可被描述为笑话。

“我已决定要鼓励年轻人,” 阿特伍德在一篇令人愉悦的尖酸文字中这样开头。“曾经我不愿这么做,但现在我不再患得患失。年轻人不是我的对手。鱼不是石头的对手……我将不加选择地鼓励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值得我鼓励。无论如何,我也无从分辨。”

“所以,一般来说我会站着欢呼,如同足球场上的盲人,只需喧闹声,和它的起伏,振奋精神的叫喊声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谁在乎支持哪一边或结果如何?”

在《带回我的母亲:一次祈祷》一文中,阿特伍德采用了近乎温柔的语调,她采用诗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女性:
谁为我们准备学校午餐——
吞拿鱼三明治、苹果,
包在腊纸里的燕麦曲奇——
外加她储存在罐子里的橡皮圈;
当我们回家时她总在那儿
做着熨烫
或其它一样无聊的事
她虚弱地笑着,如一个受困的苦力
当我们从她身边溜过
朝电话而去
充满着粗鲁和亲蔑
带着永远不要成为她的决心

若想看一篇有趣的对当代惊悚小说和作家式自恋的尖酸戏仿,读者们应该款待自己一篇《三本我不准备马上写的小说》。

“仿佛一场梦,我听说了它。‘甲虫跳’。我经常从未知中获得这样的洞见和天赋……那个词——如果它是一个词——若在书的封套上一定非常刺眼。”

但无论她多有趣,这幽默感来自阿特伍德对真正绝望的感知。有时侯,是面对年龄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限制时个人作家的个体焦虑。更经常的,世界的命运是更普遍的恐惧和焦虑,如《小鸡跑不远》,一篇有关危险威胁地球的近乎完美的寓言。

“你在一个帐篷里,”这本集子的同名文章这样开头。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狭窄的帐篷,处于一个广袤的、与世隔绝的荒僻旷野,有暴力和废墟。帐篷里,“你”,也是阿特伍德自己,正在写信乞讨,似乎她的生活依赖于此,且不止她的,还有每人的。”

“麻烦在于:你的帐篷是纸做的。纸张不会把任何东西拒之门外。你知道你必须写……写在纸墙上,帐篷里面……有些写作需要描绘外面正在发生的嚎叫……但这很难去做因为你无法看穿纸墙……而你不想去那儿……一些写作有关你所爱的人,与想保护他们的欲望,但这很难……因为并非所有人都会以和你相同的方式听见嚎叫,他们中有些人觉得它听起来象野餐的声音……象一场热带沙滩派对。”

阿特伍德的“一口式智慧”是一支照亮黑暗风景的的蜡烛。而这些简洁的、尖酸有趣的文章,也许是T.S.艾略特的《碎片……由废墟支撑》的阿特伍德版。《帐篷》里的文章经常的——无意侮辱它们的作者——很“妖怪”,因为它们透出一个历尽世事的女人冷峻而有趣的智慧。


The Tent
Margaret Atwood
Nan A. Talese/Doubleday: 160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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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15] 我写了封信…… -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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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onald Barthelme
译自http://www.jessamyn.com/barth/letter.html

我写了封信给月球总统,问他在那儿他们是否有禁止停车区。警察曾拖走我的本田,我可不乐意。花了75美元才把车弄回来,外加心理健康。你是否曾注意到拖车只选小车拖吗?你曾见过他们拖走一辆克莱斯勒Imperial么?不,你没有。

月球总统非常有礼貌地回信说,无论如何月球上没有禁止停车区。月球上的心理健康,他补充说,只卖一块美金。

好吧,那个星期我非常需要心理健康,于是我回信说我想我能在81年春天前到那儿,假如航天飞机能履行其精美的诺言,我请求为我保留一些我需要的温暖的心理健康,并问他对一桶肋骨配红沙司可有兴趣?这我很愿意带上去给他假如他想要。 月球总统回信说他很高兴能有一桶肋骨配红沙司,而他的邮政编码,若我需要,是10011000000000。

我打电报给他说我会带6瓶装的滚石啤酒,配红沙司肋骨吃,顺便提一下,上面那儿的公寓情况如何?

很糟,他用金属盘回答说,公寓差不多一美元一年,他知道这有点贵但他又能做什么呢?这些是带四卧室的公寓,他说,有三个浴室、书房、弹子房、地窖和面朝繁荣海的露台。也许他能帮我弄个租金免除,他说,因为我是月球的朋友。

月球开始听起来像个很不错的地方。我捐了一美元给航天飞机加速基金。

猛烈敲打着一根有纵向裂缝、已调至月球频率的空木头,我向他询问了就业、医疗保险、退休计划、避税、便利卡和圣诞俱乐部帐号。

收到,他以月光回应,一块美金可以全部搞定,而如果你没有一块美金,我们可以通过"大月球发展机构"借给你。

那战争与和平又如何?我用自己在苹果电脑上编写的ALGOL电路询问道。

月球总统回答说(通过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传来的隐喻),井字游戏差不多是在那个方向他们走得最远的了,也是他们的极限,假如他必须要就这问题说些什么的话。

藉由经特殊指导的飞翔天使,我告诉他,对我而言上面那儿的东西真是不错,而他是否有可能考虑成为我们的总统呢?需要的话可以是兼职? 不,他说(通过一连串的二手车星号和蓝绿色车尾贴纸),我们的总统竞选看起来会伤害候选人,令他们受伤。他们开始用充气俄国人互击头部,或最终说些关于树的傻话。他说,但他并不介意做Dizzy Gillespie。



Posted by btr at 02:37 | Read more | Comments (5) | Trackback (0) | Ed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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