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上海壹周

我怀疑：假如要将翁贝托·埃科的诸多头衔全都印上名片，那大概需要一种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号才行——小说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专栏作家、大学教授……或许，聪明的做法是：干脆就印一个ECO——他祖父起的名字，Ex Caelis Oblatus的缩写，意为“由天赐予”——毕竟，谁人不识这位当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呢？

山羊座的埃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都灵以东的亚历山大城，埃科经常将其童年成长的文化氛围视为其独特文风的来源之一：“一些元素仍是我世界观的基础：一种怀疑主义和对修辞的厌恶。永不夸大其词，永不做冗长空洞的断言。” 二战爆发后，埃科随母亲搬到了皮埃蒙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儿，年轻的埃科带着复杂的心情目睹了法西斯和游击队间的枪战——无可否认的是，他既感觉兴奋，又有点遗憾自己太过年轻无法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的半自传性小说《傅科摆》的主要框架。

埃科共出版过五本小说，从最著名的、曾被改编成电影的《玫瑰之名》到最新的、夹杂着老漫画的《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每一本都充满了历史、哲学、符号学和知识分子式的思想游戏。有趣的是，其小说晦涩难懂的声名反而吸引了大批读者。埃科谈及自己阅读托马斯·曼的经历：“我曾三次开始读《浮士德博士》，直到最后一次我才读完。人们读《傅科摆》的时候告诉我同样的事，的确有一些书需要读者更多的投入。我喜欢那本书，正由于它的复杂。”埃科小说的复杂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中世纪的历史背景。在写作第三本小说《昨日之岛》时，埃科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活动路线，只去和那个时代相关的书店和戏院”。在接受John Sutherland采访时，埃科曾说：“我记得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你可以决定只去几条街便可只活在中世纪的城市。”埃科小说里哲学和符号学等学术内容是其小说的另一大阅读障碍，但埃科说：“与其说我的小说有学术内容，我更愿意反过来说：我的学术作品里总有叙事性存在。”

埃科的学术生涯始于其对父亲意愿的反叛。他放弃了都灵大学的法律专业，研究起中世纪的哲学和文学。1954年，他以一篇有关托马斯·阿奎那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头衔。随后，他去米兰的国有电视公司RAI当起了记者。1956年，他扩展了自己的论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1959年，27岁的埃科出版了第二本书《中世纪的艺术和美》，同时开始为文学杂志《Il Verri》撰写名为“小记事”的专栏，后集结为《误读》出版。此后，埃科开始发展其“开放的文本”理论，并致力于符号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乔伊斯的诗学》(1962)、《看不见的结构：符号学研究导论》(1968)、《隐喻的语义学》(1971)、《读者会话》(1979)和最经典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1984)等书。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埃科从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代码五个概念出发，以历史的观点逐一进行了诠释。从1971年开始，埃科便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任符号学教授，并多次组织符号学的国际会议。

作为一名西方当代思想家，埃科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其将学术和虚构之深浅两极共冶一炉，小说中有学术，学术中又有叙事性；而埃科其人也同样有着这种复杂和简单共处的人格魅力，他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超级明星教授”、“令人愉悦的重量级”(Lighthearted Heavyweight)，1995年，他甚至登上了时尚杂志《VOGUE》，成为明星级的学者。接受采访时，埃科也经常口出妙语：他说“上帝躲起来了，因为他不想上《VOGUE》杂志”；他说“现实比梦好：假如有东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会怪罪于你”；他说“要建立不朽的声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无耻”；他说“我渐渐相信了整个世界是一个谜，一个无伤大雅的谜；但我们把它弄糟了，我们企图诠释它，仿佛它有一个潜在答案似的”…… 而关于中国，他的意见是：“中国是一个总有记者围追堵截的国家”。

(部分传记性内容编译自Porta Ludovica)

相关链接：

Porta Ludovica(最权威的埃科网站)：
http://www.themodernword.com/eco/index.html
埃科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UmbertoEco/
埃科非官方站：
http://www.umbertoeco.com/
翁贝托·艾柯，故事是一面真理反射镜 by M：
http://marqueee.blogspot.com/ (写得比我好多啦!)

据Lit Saloon：就连可怜的Martin Amis都沦落到了在《独立报》上回答读者提问的地步。不过有几个问题还满有趣：

Q：你所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A：有一次，在美国的新书巡回旅行之后，我回到家，我发现卫生间里的厕纸尖端并没有如那些美国旅馆那样，折成表示邀请的“V”字型。

Q：你创造的、描述9/11的词"受惊主义"("horrorism")，无意中非常有趣。你还有其它词吗？
A：是啊，我有。这儿有个很灵的词(尽管很难说是我自己的词)：这词就是“滚开”。(fuck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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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看完品钦?
bookforum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号

美国文坛隐士托马斯·品钦于2006年11月推出了其长达1185页的新作《Against the day》。辛辛那提大学的文学教授Tom LeClair在《图书论坛》杂志上撰文指出：品钦的旧作《重力的彩虹》才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小说。

文中称：我曾经教过我那些不情不愿的学生几乎所有的品钦小说。有一次我写道：“没有什么会如过度丰盛一般取得成功。”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詹姆斯·伍德，不会等着解剖品钦（或德里罗或几乎任何后现代作家）。但《Against the day》既缺少《重力的彩虹》里的残忍和恐惧，又不如《梅森和迪克森》有着充分发展的角色和喜剧性。能读完这本小说的读者我能想到的只有品钦主义者，那些品钦花絮的迷恋者。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未来某些学者会把这本小说读20遍，并阐明小说如何是概括整个叙事史的，抑或证明每一个小块是如何契入那代替了遗传学作为生活模型的四重设计的。


细节之错
Economist
2006年11月2日

2006年龚古尔得奖作品《Les Bienveillantes》——照字面译为“和善的人们”，但也是希腊神话里复仇女神的委婉语——是由一个前纳粹党卫军来讲述他的二战“功绩”。自我辩护、哲学思辨和回忆混杂一处，Max Aue描述了入侵苏联期间他与杀人小队一起工作的情形。情节贯穿高加索山脉，斯大林格勒战役、Majdanek和奥斯维辛死亡营直到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碉堡。

利特儿的研究巨细靡遗。Aue与那时代的主要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对纳粹组织机构的错综复杂亦有真实的描述。但小说跌倒在自身细节的重量之下。读者必须忍受对高加索部落泰特人起源的探索，和一段同样让人分心的对于集中营配给制的争论。利特儿的反英雄有着严重骚动的征兆：和妹妹的乱伦关系、施虐/受虐同性恋行为和弑母暴力仅仅组成其生活创伤的一小部分。于是当第三帝国崩溃时，《和善的人们》亦告瓦解。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认识了他。我们应该来谈一下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代表了这三部曲的主要精神。

以赛亚来英国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来自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作为牛津大学的新生，他受命写卡尔·马克思研究。他不是个马克思专家，他做这项目只是因为他想要份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那时是个牛津哲学家。某天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堆里，当他正研究马克思的时候，他碰巧看见了一本他从未听说过的书——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他于是便开始阅读。那本书改变了他的事业和生活。他的确写了关于马克思的书，但赫尔岑将他领进了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激进主义者的世界。从那第一本书开始，以赛亚开始了他一生的研究——从启蒙时期到浪漫主义革命的欧洲思想史。《俄国思想家》是这条弧线的中心。

我通过一位如今已故的作家John Wells认识了以赛亚·伯林。John为《Private Eye》杂志工作，他对我说：“你真的应该来见见以赛亚——你会喜欢他的。”但那时我刚三十出头，我太害怕了不敢去见他——他是个让人极其敬畏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的确认识了他，但只要他在场，我的舌头就总是打结。那时候我还没读过他关于俄国的作品，所以我感觉与他谈话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但只要我们同处一屋，我们仍会交谈，他对我很好。有一天，我在他伦敦寓所的台阶上遇见他，他对我说：“看看，你总说你要来和我聊聊，但你总不来，你最好快点来哦。”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来，我已行将就木。”我说：“对，当然，对，我很想来。”但在我没来得及前，他去世了。

相较于他的后来者如列宁，以赛亚以一种更人性化、更不教条的方法看待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正是这种特质将我引向了后来成为《乌托邦彼岸》角色的那些思想家们。存在着上层阶级的一代，像伊万·屠格涅夫和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们看重高雅文化。赫尔岑那时正被两种思想撕裂：他的革命家感情——那种一切必须进行的感觉——和他放诸于伟大的书、绘画和音乐之上的价值。这一代人之后是赫尔岑认为太过严格、太过教条的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早期的例子——那一代人导向了列宁。列宁觉得他不能听贝多芬，因为贝多芬会渗入他的感情令他变软，而他必须保持坚硬。他必须保持必要的强壮和残酷。赫尔岑和以赛亚无疑会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会听贝多芬。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赫尔岑讲给我听的故事。他问一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Freddie Ayer，他是个健谈的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接受爵士身份呢？”Ayer回答：“我是为了哲学接受的。”以赛亚回答说：“Freddie，这可能是最糟的原因了。而我接受的理由可能是所有理由中最好的：为了我的母亲。”

traffic jam @ Seoul (or isn't it kind of bizarre taking photos like this as a tou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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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作家八卦
法国《读书》
10月号
http://www.lire.fr/enquete.asp/idC=50301/idR=200/idG=8

有一系列尘封的文件，躺在巴黎警察局的地下室里。在它们的封面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名字：维克多·雨果、阿尔蒂尔·兰波、安德烈·布列东，还有柯莱特……这些报告来自于警察局的眼线与官员们的监视，并提供给警察局长作进一步考量。为何如此呢？为了寻找答案，布鲁诺·傅里尼，一位前议员，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调查报告如今成为了一本畅销书，由HORAY出版社出版。

法国《读书》杂志十月号刊出了部分档案。这是1937年12月23日的一份报告：“1926年5月29日，布列东陪同阿拉贡和苏波，闯进了《新文学》杂志社，殴打了总编M.马丁·德·加尔，打碎一只灯泡、一架电话和好几块玻璃。”

约翰·班维尔遇见另一半的自己
《苏格兰人》
10月21日
http://living.scotsman.com/books.cfm?id=1556892006

最近欧洲文坛的一大新闻是：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化身本杰明·布莱克，出版了一本惊悚小说《Christine Falls》。班维尔说：“我只想向我的读者们传递一个信号，这是一本不同种类的书，是朝全然不同的方向起飞。”班维尔解释了他的灵感来源：“对，是西姆农令我开始写惊悚小说的。以前我从未读过他的‘硬’小说。这些小说很好。绝对是杰作，比萨特或加缪都好。不用大词，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陈述式风格。”班维尔说：“奇怪的是，过了这么多年，我又开始写小说了。我从来没想过把我的其他书称为小说。我称它们为小说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它们对角色或情节并不拥有同种兴趣。”

对于他的双重身份，班维尔称：“我觉得我有一面是‘本杰明·布莱克’。我常读惊悚小说，而如今我也涉足那领域，我的一部分喜欢在那儿。奇怪的是，如今我谈论本杰明·布莱克的书和约翰·班维尔的书时，我竟觉得——难以解释地——离班维尔更疏远。可我做了那么多年班维尔了，这真奇怪。”

《赎罪》：3000万美元大制作
《Variety》周刊
10月23日
http://www.variety.com/article/VR1117952376.html?categoryid=13&cs=1

《赎罪》是伊安·麦克尤恩的众多小说中公认的最有电影感的一本。好来坞杂志《Variety》透露，由《傲慢与偏见》的原班人马参与制作的同名电影耗资3000万美元，将是2007年最高调的大片。

曾改编过约瑟夫·康拉德和格雷厄姆·格林的著名剧作家克里斯托夫·汉普顿说：“小说家里最讲究气氛的那些，往往最难改编。”他说麦克尤恩正“很有建设性地参与”剧本草稿的审核工作，以帮助剧本传达角色的内心思想，而不使用话外音。汉普顿对麦克尤恩赞赏有加：“他是一位正处于巅峰期的作家，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难料。你开始读，你以为这是某种类型的书，但它渐渐嬗变为迥然不同的东西，而小说的力量一直在增长。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而有趣的是，电影将不在St. Urbain街拍摄，因为“St. Urbain街已经不再像St. Urbain街了。”

细密画  photo from random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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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btr

[关于上一代作家]

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他们觉得文学服务于道德和政治。他们是简单的现实主义者，没有实验性。如许多贫困国家的作者，他们把才华浪费在服务于他们的国家之上。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因为即使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很欣赏福克纳、维吉尼亚·伍尔芙和普鲁斯特了——我从未立志成为斯坦贝克和高尔基式的社会现实主义者(social realist)。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已经变得过时了，所以我被接受为新一代的作家。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当我的书开始在土耳其以从未有人梦想过的数字销售时，我与土耳其媒体及知识分子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以后，评论的认同大多只是对宣传和销售的反应，而非对书的内容。不幸的是，如今我以自己的政治观点闻名——许多是从我在各地的访谈中节取，并被一些土耳其国家主义者毫无廉耻地加以篡改，以使我看上去比实际上更极端、更像一个政治白痴。

[关于重复出现的主题——“伪装成他人”(impersonation)]

这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我有个很有竞争性的哥哥，他只比我大18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父亲——可谓我的“弗洛伊德式的父亲”。正是他，成了我的“对反自我”(alter ego)，成了权威的象征。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一种相互竞争的兄弟般的同志之情。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伊斯坦布尔》里详细写了。我是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足球踢得好，对所有的比赛和游戏都很热衷。他在学校很成功，成绩比我好。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个通情达理、有责任感的人，长者们直接与他对话。当我关注游戏的时候，他关注规则。我们始终都在竞争。而我幻想成为他，大致如此。这成了一种模型。羡慕、嫉妒——这些是我的核心主题。我总是担心我哥哥的力量或成功会影响我。这是我精神的核心部分。我意识得到这点，所以我让自己与那些情绪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这些情绪不好，所以我怀着文明人的决心与之斗争。我并不是说，我是嫉妒的受害者。但这是我一直试图处理的担忧。当然，最后它成了我所有故事的主题。比如说，在《白色城堡》里，两个主角间几乎施虐/受虐的关系，正是基于我和哥哥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伪装的主题也反映在土耳其面对西方文化的脆弱性上。写完《白色城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嫉妒——对于受他人影响的焦虑——和土耳其面对西方的处境非常类似。那就是既想变得西化，又被批评没有做真正的自己。既想掌握欧洲的精神，又对这种模仿的驱动力感觉内疚。这种情绪的起伏令我想起相互竞争的兄弟关系。

(节译自《巴黎评论》之“小说的艺术”专栏，2005年秋冬号)
http://www.theparisreview.com/viewinterview.php/prmMID/5587

[关于写作的自由]

星期五我醒来，因为宇宙在膨胀，我花了比往常长的时间才找到我的外套。这使我出门上班迟了，而且因为上与下是相对的概念，我乘的电梯去了屋顶，那儿很难招到出租车。请记住：一个在火箭上接近光速的人看起来会准时上班——甚至也许还能略略早到一点，且肯定打扮得更好。当我终于到达办公室、接近我的老板米屈尼克解释迟到时，我越接近他，我的质量变得越大，他把这看成反抗的迹象。接着是一场甚为痛苦的、关于扣工资的谈话，无论如何我的工资与光速比是非常少的。事实是，与仙女座星系的原子数量相比，我真的挣得很少。我试图将之告诉米屈尼克，但他说我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是同一样东西。他发誓，假如这状况有所改变，他愿意给我涨工资。我指出，既然时间和空间是同样的东西，既然要花三个小时做一样比六英寸还短的东西，那么它最多只能卖五块钱。时空相同的一个好处是如果你去宇宙外层旅行、旅途长达三千地球年，那当你回来时，你的朋友们都死了，而你还不需要用Botox。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