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horter version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译自Japan Times (2007.6.24)
Mitchell的作品常被称为“古怪的、散漫的、巧妙的、甚至非实在的”,然而《爱尔兰独立报》的David Traynor声称David Mitchell很可能是一个天才。Mitchell近日回到日本,写他的以长崎为背景的新的历史小说。Steve Finbow通过一系列email采访了他对日本以及新书的看法。
您说您的新小说是一部以长崎为背景的、拿破仑时代式的历史小说。您能透露多点吗?
我准备低调点,不告诉你很多——几星期前一个朋友发给我维基百科上的一个词条,那里已经贴出了我对某位朋友(已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关于新书的结构。这样的细究让我有点恼怒。写小说充满了停顿和开始,充满了从未涉足的路,或者走过但重拾的路,或者本不该走但不管怎样还是走了的路。书最后的样子和我现在如何描述它可能迥然不同。我会说我的意图是写一本双重文化的小说,在小说里日本视角被赋予荷兰/欧洲视角同等的重要性。这是我尝试过的最有挑战性的事情。研究工作如无迹可寻的沼泽,我希望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方式来写这本书。随着小说的演进,我感觉仿佛在创造一种“电影语言”。在好日子,这是一次令人愉悦的旅行;在坏日子,我如同晕车般爬行,郁郁寡欢,希望自己能离开大学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您提到了日本视角:您是否认为西方把日本看成一个充满艺妓、武士和折纸的国度,或者西方人已经把日本现代化成一个有流行玩偶、工薪男和任天堂的国家,又或者一个更阴暗的、拒绝为慰安妇道歉、制作暴力和情色动漫的国家?
每一种西方对日本的视角都是鲜活、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小泉八云式日本”,“任天堂式日本”或者“黑暗面日本”。这种透镜的复数性并不是件坏事:一种观点永远是不够的。 英国同样是一个多头野兽:Tory Fox英国、多文化英国、彼得兔和国家信托英国、足球暴力英国。你只有研究一种文化、在那种文化里生活、认识它的人民、学习它的语言,你才能说你深刻地了解了这种文化。然而我们都太过繁忙,一生都来不及做那么一两次。于是,这些现成的视角便是我们仰赖的,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仅仅只是表面的。我们绝不能说:“好了,我弄明白了日本/英国/任何国家的文化,现在我可以不再去理解它了。” 以你提到的那些视角为基础的观点也应该是未决的、条件性的,是以铅笔书写的而非以墨水书写般确凿。
所以,您的新小说是以您筛选过的阅读和生活经验来看待日本的?顺便问一句,小说有题目了吗?
我有别的选择么?并非只有我缺乏全知性。还没有确定的题目——在我的手提电脑上只是“长崎”,尽管小说会到伊多,一些场景发生在爪哇,还有不可避免的、幻觉般的鹿特丹妓院。
您是否担心小说化的历史会对此后的时间产生一种转型的效果?比如说,蝴蝶效应?
假如这问题是在问:“小说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么?”,那么我的答案是“是的,有一些影响。”我古罗马的知识框架来自于罗伯特·格雷夫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认识来自于狄更斯,对大正与昭和年代日本的认识来自于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这有什么不对吗,只要作家以诚书写,只要读者记得他们在读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同样是一种主观的叙事,尽管他们的叙事试图仅仅捕捉事实——那些滑溜溜的鳗鱼。有日本和它的邻国们从不停止的、关于学校历史课本的争论为证:什么是事实?要看是谁在讲话。
部分地源于此,在很早的阶段我便决定我的新小说必须发生在一个邻近的平行世界里——在那儿,世界历史和我们的相同,但长崎的当地史是我自己杜撰的。这令我能够创造自己的演员表、情节和布景,不必为了一些细枝末节而不得不化上两三年。
于是我有幸不会收到当地人恼火的信,告诉我在1808年1月5号的长崎并没有暴风雪……
这么说来,您更同意下面哪句话:保罗·奥斯特说的“真实总是远比我们能想象的遥远”,还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只有在人们的想象里,每种真实才找到了有效的、不可否认的存在”?
多么合意的形而上的比较啊!我不知道那个结论更真实。我们来测试一下,从奥斯特的开始。真实是否总是远比我们能想象的遥远呢?九一一袭击:比我们中的大部分想象的远——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忽略了FBI的警告。“远得多?”对于双塔飞机事件的最初反应一般是:“这真像一场电影,”所以电影人早就想象过类似的事件了。让我们试一下其它事件:纳米技术、克隆、全球变暖——科幻小说早就写了。也许,加入这里说的“真实”是一种社会或科技的趋势,那么一部份具有远见的人们早就预见到了。
也许奥斯特的陈述更适用于私人领域,在那儿更有道理。我个人的成功、失败、荣耀时刻、坏脾气的日子,我从未真的预料到。假如可以,我会避免那些坏东西,只伸手拿好的。
再说说康拉德:是的,一旦真实被想象,它便以某种方式存在,但这仍然是一种理论方式,直到这种真实在现实世界里出现,不是么?假如这里的“真实”是一个非具体的名词,就像行为、感情或者关系,那么它的存在就更加“有效、不可否认”。我碰巧同意“嘲笑一个人的语言,就嘲笑了那个人”是对的,所以它“有效而不可否认”地改变了我的行为。
如果“真实”是个具体的名词,像国家、新车设计或者小说,那么它对于普遍世界就不具有多少重要性,直到它被散布在那儿。或许奥斯特和康拉德的论断并非真的对立。奥斯特看起来在说想象力的限制;而康拉德在说想象力的必要。如此这般。
那是否说,小说是对想象力限度的一种必要的推动?
“想象力”是什么东西?一块可以推动可以伸展的肌肉?抑或一种对“加油气质”免疫的东西?如同相对论者对光速的看法,它既是波又是粒子,取决于你想要它成为什么。动词“想象”既是个主动的又是被动的词,如“斯蒂夫想象他的未来”和“这样的未来从未被想象过”。所以,我的小说工作会想象18世纪的长崎世界,那儿的人们、他们的恐惧和欲望,作为一种意志力的行动,相信我。然而,我会加油(ganbabu)直到我鼻青脸肿。假如我的想象不能按它自己的吩咐(而非按我的意愿)“被动地”或“不及物地”起作用,假如书里都是反传统的词语变化、情节的突然转折、愉快的小插曲和角色们出人意料的反应,那么这本书会毫无结果。会有幸写得很好很聪明,但依旧毫无结果。也许这回答了开头那个问题:想象力是使艺术丰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