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上海壹周

“那是一幢独门独户的老式房子，坐落在离车站相当远的住宅区，地处一座大型公园的背后，所以一年四季都笼罩着粗野的绿的气息，譬如在雨停以后的时间里，房子所在的整个街区仿佛全变成了森林，弥漫着浓郁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P1) ——遥远、疏离、压迫，仿佛是过去岁月的隐喻，《哀愁的预感》就在这样一个“不存在时间的世界”里开始。那儿，雪野阿姨“简直像沉睡了似的悄悄地生活着。”(P2)

叙述者弥生是个能感知所在空间往事的异能女孩，虽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现象渐渐消失，但她依然觉得“往事眼看就要浮现出来”(P23)了。一场寻找记忆的旅程由此开始，弥生的记忆逐渐复苏，她记起了童年时那场令亲身父母丧身的惨烈车祸，她知道了雪野阿姨其实是她的亲姐姐、而弟弟哲生则来自收养她的家庭。与此同时，与弟弟哲生的不伦之恋渐渐明晰，她终于能坦然接受：“‘最好还是一无所知’之类的说法，根本就说不通。”（P108）

与《厨房》和《白河夜船》一样，吉本芭娜娜在《哀愁的预感》里营造了一种疏离、哀伤的气氛，她总有那样一种能力，使“无法言传的事全部都在语言的背面得到沟通。”(P42) 如写阿姨弹钢琴那一段：“整个世界好像闪耀着明亮的绿光。水流清透舒缓，好像无论多么痛苦的事，在这里面都会像掠过肌肤而去的鱼群。”(P12) ——是美丽而贴切的意象。又如，在描写“即将浮现出的往事”时，芭娜娜将之具象化为一只“红身体黄嘴巴”的橡皮鸭子，然而当望去第二眼时，却又消失无踪。吉本芭娜娜行文敏感而细腻的一面，充分体现在诸如此类的描写中。

不幸的往事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人们又如何摆脱？——在《哀愁的预感》里，吉本芭娜娜延续了她一贯的主题，答案也并无二致：首先，是接受记忆，才可从一无所知的不安中得到解脱；二是爱，无论是姐弟之爱还是男女之爱，只要是“存在着血脉相连的东西”。所以，弥生和哲也一同找寻雪野阿姨的旅程，便成了“疗伤的过程”；而小说结尾弥生来到青森——父母车祸的现场找到雪野，“事情才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当然，风格统一的背面就是缺少变化和突破，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似乎永远在说一个故事，有着同一种调调，让人怀疑读者会不会因此产生“疗伤疲劳”或抗药性，坏了“疗伤系教主”的虚名？

《哀愁的预感》
吉本芭娜娜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1

for 南方都市报

回忆是人生的电池。蔡康永讲述在UCLA学电影经历的《LA流浪记》便是一本电池驱动的“有声”书。不止“有声”，还“有色”；只是声色尽在纸上。“UCLA是我的魔法学校。我在UCLA不只学习专业的事，也学着更认识世界，更认识自己。”(P254)

虽然是本回忆青春的书，蔡康永的字里行间却丝毫没有“现在”的影子。他宁愿回到往事现场，以一种进行时的口吻将活色生香的故事娓娓道来。于是全书18则故事，充满了临场感，读来很像在观赏一部纪录片——蔡康永导演之《我在UCLA的日子》。剧照则是书首那些穿着黑衬衫、梳着小分头的青涩照片。

遇见是流浪的关键词。“我遇见跟我很不一样的人，跟着他们做很多我一个人时不会做的事，我有时被轻视，有时被重视；有时被耍，有时耍人；有时狡猾，有时天真。”(P5) 蔡康永在前言中的这段话大概是全书最好的注解——所谓流浪，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和一些陌生的人遇见、相处。和陌生人相处，便会明白人与人多么不同，便会有冲突，由此而来的则是冲突之间的戏剧性。

文化冲突是贯穿《LA流浪记》的一条主线。当“大劈棺”遇见大白鲨，当金刚经遇见奥森·威尔斯，当庄子遇见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当美国同学在手臂上刺上“出事”二字，当LSD遇见鸡鸭血汤，我们读到的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而在“流浪者之骂”里，互相攻击对方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竟成了公路提神的妙方，蔡康永是在以戏谑的方式写宗教和种族的冲突。“流浪到裙中”写的则是性向的冲突。“我的教育，我的个性，都让我相信人有自由穿任何衣服，或者不穿衣服。”然而蔡康永又自我解嘲般地写道：“不过，像所有伪善的文明人士一样，我只是说说而已。”（P200）性向的冲突其实是对所有文化冲突的绝好隐喻，一如引语中所言：“一穿上裙子，忽然就好像到了异国，有很强烈的陌生感啊。”而冲突的解决方案，便是明白“流浪者各有终点”：“流浪者不能认同其他流浪者的终点，觉得是不值得去的地方，流浪者也不能理解其他流浪者的心愿，这恐怕就是流浪者会喜欢各自流浪的原因吧。”(P237)

边缘人物是《LA流浪记》的主角。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不折不扣的“怪人”——半夜刷牙的冥克思教授，立志主演一部私人电影的老太太，周末爱穿女装的狄明哥，直言要看男人脱衣舞的梅中医、恐怖电影分析课上不可理喻的老毒夫妇，英雄迟暮的前柏林影后，马戏团法国帅哥尚保罗……这些形形色色的非主流人群便是蔡康永流浪的目的地。因为流浪，就是要和“跟我很不一样的人”做朋友；因为流浪，就是要体察各不相同的人性，体验各不相同的道路。世界可以变成别的样子，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便是蔡康永的流浪岁月里明白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还有蔡康永自然朴实的文风。不掉书袋也不玩叙述技巧，蔡康永的字不是杂技，但当你读完故事再回头体味，你也许会隐隐发现他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讲故事的真正高手，因为一切都那样不露痕迹。拿“死蛇浪中活”为例，从开始电影胶片的蛇的意象，到末尾隐约暗示的公牛君和葛洛丽亚片室偷情，不正有“伊甸园/蛇/禁果”的暗线相连么？所以有时你会觉得，蔡康永的书其实很像电影，有剪辑，有蒙太奇，有特写，有话外音。或者，他把整个人生都当成了电影，如同他在“流浪流到死”里写的，所谓电影，就是“如露亦如电”的电和“如梦幻泡影”的影——“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for 上海壹周

时光荏苒，又到年终盘点时。欧美报刊近日纷纷推出专题，或评选当年十大，或邀集作家、评论家推介个人所好，以期对2006年的阅读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照例推出了“2006年值得注意的100本书”，编辑在导言中说：“列这样一张单子无关数字计算，而只是主观判断。我们期待评选结果可供读者争论一番——就如我们在讨论候选名单时内部已经发生的争论一样。”著名文学网站“文学沙龙”很快回应，指出虽然导言中称“过去的12个月是小说强盛的一年”，但其书评总编Sam Tanenhaus一向轻视小说、重视非小说，令其结论缺乏可信度。另一些读者则发现，书单中有近半数作家为《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其独立性因此堪疑。

但无论如何，当12月3日年度十大公布之后，其结果依旧成为了读书人和圣诞阅读季的风向标。十大里小说与非小说五五开，五本小说包括“冗长、粗糙、狂乱、呼吸带有廉价伏特加气味，但同时又聪明、有趣、丰富而令人感动”的《荒诞斯坦》，女作家Amy Hempel“优雅的、点彩画式的、顽皮有趣的”短篇小说集，Claire Messud的后9/11小说《皇帝的孩子们》，Richard Ford的Bascombe三部曲之三《地势》和Marisha Pessl的小说处女作《灾难物理的特别话题》。非小说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客》作家Lawrence Wright的《迫近的塔》(Looming Tower)。Wright将读者引入了本·拉登及其合作者的秘密世界，同时也讲述了一群美国特工企图阻止9/11悲剧发生的故事。《纽约时报》的十大依旧延续了其书评周刊注重政治性的特点，倍受好评的《法兰西组曲》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奖小说《回声制造者》的最终落选也颇富争议。

除了《迫近的塔》，《华盛顿邮报》提供了一张全然不同的十大榜单。其中包括讲述非洲裔美国人在华盛顿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姑妈夏加的孩子们》、讲述一位前苏联艺评家中年危机的《苏卡诺夫的梦想生活》、Cormac McCarthy的新作《路》以及讲述波斯皇帝生活的翻译小说《Shahnameh》等。

相对而言，欧洲媒体以相对更灵活自由的方式谈论2006年的阅读。11月29日出版的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邀请了一批知名作家及书评人推荐各自的2006年最佳。《阅读史》作者、加拿大作家曼古埃尔推荐的是仅有50页长的散文集《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读黑格尔，哭了》，“作者暗示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许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此推断出这自我摧毁的社会的不幸。”英国作家克莱格·雷恩则钟情于米兰·昆德拉的《帷幕》。“他当然是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之一，但崇拜者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细致的读者——注重细节、充满直觉、完全原创，他是个有天赋的造句家，很有说服力，或者说更诱人。别把他的书放在床边，要与他的书上床。”女权主义作家伊莱恩·肖沃尔特推荐的是《法兰西组曲》和《艾利斯·谢尔顿的双重生活》。她说：“《法兰西组曲》构思辉煌，行文艺术性地沿着《战争与和平》的路线，完全值得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 玛利纳·瓦勒则认为“萨缪尔·贝克特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使终极凄凉成为他的表情，在今年的致敬之作中，《贝克特记得，记得贝克特》充满了洞见，对其人其作都有吸引人的揭示。”

法国《读书》(Lire)杂志2006/12-2007/01合刊公布了2006年20本最佳图书。荣登榜首的美国人乔纳森·利特儿的小说处女作《善良的人们》(Les Bienveillantes)。文中称：“该书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出版社一再添印，并荣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及龚古尔奖，《善良的人们》超越了文学小说。”榜单中还包括理查德·鲍威尔斯的《我们歌唱的时代》，在龚古尔高校生文学奖中惜败的《巴格达警报》，1999年龚古尔奖得主让·艾什诺兹继的新作《拉威尔》和亚历山大·约耶安的《自我的结构》等。

《金融时报》则更愿意将取舍权留给读者，他们以“年度之选：关键词”为题，列举了一张冗长的清单，以期将全年的好书一网打尽。其小说选单中包括2006年布克奖得主、印度小说家基兰·德塞的《失落的传承》、科尔·托宾的新作《母亲们与儿子们》、菲利普·罗斯的《每个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孟罗的短篇小说集《岩石城堡的风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倍受好评的《道德混乱》、约翰·厄普代克以恐怖分子的视角探讨暴力的《恐怖分子》、美国文坛隐士托马斯·品钦长达1000余页、晦涩难解的小说《反对这一天》以及获得今年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的村上春树之《盲女与垂柳》等。《金融时报》的年度之选还分为诗歌、艺术、政治、食物与旅行、体育、历史、科学与宗教、童书等类别，是一份颇具参考价值的阅读指南。

综观2006年欧美媒体的年终盘点，我们不难发现：关注当下现实问题的作品，如书写后9/11时代的小说，探讨暴力的源头以及采用别样视角审视当下社会的作品比较容易受到青睐。另一方面，大部头的小说，依旧是读书人的最爱。而阅读的地域性正因网络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渐渐减弱，一向排外的法国人把龚古尔颁给了美国人，法国小说《法兰西组曲》史无前例地打入美国图书榜都可算是有力的证明。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阅读《风之影》，就像揭开一个个俄罗斯套娃，抑或一层层地剥开洋葱；或许，将此阅读体验比作在雾中行走更为妥贴。当城市笼上一层薄薄的雾，景物的轮廓、远近反而会呈现出一种层次感。于是，当人行走在雾中，远处那原本似幻如影的谜会渐渐明晰，那种谜底渐次揭开、真相呼之欲出的临界感，让人拿起这本小说，便再难放下。

故事开始于1945年初夏，内战后的巴塞罗那。父亲带着10岁的达涅尔造访了“遗忘书之墓”。根据传统，“第一次造访这个地方的人，可以随意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保存它，并且确定它永远不会遗失，永远保有生命力。”(P4)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达涅尔选中了一本有着酒红色封面、烫金书名的《风之影》，作者是胡利安·卡拉斯。当他被故事深深吸引，将小说彻夜读完之时，他哪里会知道：这本书将就此改变他的命运，这本书将把他带入一段神秘的往事，一次探险的旅程。

为了寻找胡利安·卡拉斯的其它作品，达涅尔拜访了父亲的老朋友、城中二手书店的龙头老大巴塞罗先生。达涅尔得知：他手头的这本《风之影》，竟是世上仅存的一本，其余的都已被一个名叫拉因·谷柏的神秘人收购并销毁。而这个神秘人物，正是《风之影》小说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拉因·谷柏是谁？卡拉斯为何出走巴黎？他是如何回到故乡又是如何被杀害的？

当小说引入了“天才疯子”费尔明这个角色后，达涅尔的探险之旅便开始了。作者卡洛斯·鲁依斯·萨丰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让达涅尔和费尔明辗转在与胡利安故事密切相关的各个角色之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回首那段雾般往事，每人讲述的故事偶有交集，甚至还包含有不可靠的叙事，然而当这些片段集聚在一起时，真相便也逐渐明朗。当然，《风之影》的精妙之处，在于这故事比你想象得要繁复得多。在小说末尾，真相才由长达100页的“努丽亚·蒙佛特忆往手扎”揭开。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还令小说获得了某种回旋式的效果，仿佛是拼图的最后一块，它却透露了故事的整个图景。

这是一本向爱书人致敬的小说。它综合了维多利亚、哥特、惊悚、悬疑、爱情、魔幻甚至古典小说等类型和元素，但其最主要的特色还是“书中之书”——即其元小说(metafiction)性。卡拉斯、佩内洛佩和豪尔赫的关系，与达涅尔、贝亚和托马斯的关系形成了精确的映射。而达涅尔和费尔明寻找卡拉斯之谜的过程，与读者阅读《风之影》之过程亦并无二致。其实书是一面镜子，从书里，人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

《风之影》借助了元小说的叙事技巧，使其能方便地谈论读书本身、谈论这个故事本身。小说行至一半时，叙述者达涅尔甚至给出了一段关于《风之影》的后设性描述：“这是一个关于寂寞人生、关于疏离和失落的故事，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如此投入，后来连我自己的生活也牵扯了进去，就像其他沉浸在小说世界里的人一样，我们着迷的只是陌生人灵魂里的幽暗角落罢了。”(P176) 这里说出的，又何尝不是读者如你我的心声呢？而小说里论述读书的警句更是比比皆是。如借努丽亚之笔：“每个故事都是作者写给自己的信，借此找出他用其他方式找不到的事实。”(P442) 又如对阅读的质疑：“你以为你无意间拿到一本书，就有资格介入书中你不认识的人物，还有那些你不了解、也和你毫不相干的事情么？”(P327) 甚至还有对小说的艰难处境充满戏谑的调侃：“这年头，小说已经死了，早就被埋进土里啦！”(P433)《风之影》的元小说性令其具有了一种自省的品质，对于这样一本写给爱书人的书，还有什么比谈论书本身更有趣的东西呢。

角色的丰富性和丰满度是《风之影》的另一成功之处，而其中最教人难忘的角色莫过于费尔明了。费尔明不但知识渊博，常常妙语连珠，还成为了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主要力量。萨丰也透过费尔明这个角色，给小说增添了幽默的气氛。达涅尔说：“我这辈子认识的人之中，最有智能的就是费尔明·罗梅罗·托雷斯了，他曾经告诉我，生命中的种种体验，没有一样可以和脱去女人的衣服相比。”(P241) 又如：“等待，会让人的灵魂生锈的。”(P316) 相对而言，傅梅洛警官的恶便略显简单和卡通化了。另外，城市作为一个角色，在《风之影》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卡洛斯·鲁依斯·萨丰笔下的巴塞罗纳，堪比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或阿莫多瓦镜头下的马德里，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哥特式的故事背景，更是一个有机的角色。故事和记忆似乎融进了城市的每个角落，直至两者彼此难分。

作为一本文学惊悚小说，《风之影》中遍见其他文学大师的痕迹。接受企鹅出版社采访时，萨丰谈及了向文学前辈借力这一话题，他说：“每个作者的作品里都会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也将叙事传统中的不同元素融进我的小说，从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到令读者想起《玫瑰之名》的元小说文学游戏，以及取自电影的技巧。我企图融合各种类型的叙事工具，为读者提供一个更紧凑、更吸引、最终也更深入的阅读体验。(……) 从狄更斯到奥尔逊·威尔斯，从哥特式小说到日本动漫，如果有用，我就借鉴。”其实对读者而言，每读一本书的过程，也是检视自己阅读经验的过程。不过，吊诡的是，当读者从文学指涉丰富如《风之影》一般的书里读出艾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保罗·奥斯特的影子时，对于作者萨丰而言，很难说这就是100%的成功。或许，“这句子很萨丰”这样的赞美，才是他应该追求的方向吧。

《风之影》出版于2001年，起先并不为人知，但经过出版商和书商的口耳相传，竟渐渐登上了西班牙书市的排行榜，最终成为被翻译成50余种语言、获得包括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等多项奖项、销量上百万的大热之书，堪称畅销书界的传奇。1964年出生于巴塞罗纳的作者卡洛斯·鲁依斯·萨丰曾任职于广告界，后定居美国洛杉矶从事编剧。自1993年进行文学创作以来，已出版过四本青少年小说，《风之影》是他的成人小说处女作。在接受Barnes & Noble采访时，萨丰说：“写作剧本会迫使你考虑故事结构和其它叙述工具的各个元素，来满足小说日益复杂的要求。”而广告界的从业经历使他的语言精炼简洁，且富有幽默感，加之《风之影》故事本身的精彩性，其大获流行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风之影》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范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0

“沿着螺旋状的楼梯一直向下走去，这沉堕的王国却并不是地狱。一直走，直到风声塞满耳朵，灰尘蒙上眼睛，荆棘缠住双脚，记忆的主人才幽幽地现身。”这咒语般的句子让人着迷，盲女春迟“用手指拂过贝壳，一遍又一遍”的场景在我读完《誓鸟》后多时仍萦绕不去。在南洋的土著部落里，传说每个贝壳都藏着一段记忆，每段记忆都有一个主人。春迟穷尽一生，只为了寻回那段海啸后丢失的记忆，因为她相信那记忆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因为她明白遗忘便与死去无异，还因为“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

张悦然的新书《誓鸟》将背景设置在大航海时代的南洋——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与现时和此处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感，这距离感为小说的虚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想象脱开了现实的羁绊，嬗变为一段华丽的传奇。

“我是呓人，卖梦为生”(P310)。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誓鸟》最大的优点。小说诚然有着来源丰富的历史背景——如出自《诗经》的人物姓名、源于“精卫填海”的书名、郑和下西洋、《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故事、东南亚海啸等——但《誓鸟》里的历史并非照搬历史事件的“真实历史”，而是来自作者的虚构和再创造，这使《誓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另一方面，这虚构的历史也并未成为一种限制，它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舞台、一种背景。它使这传奇时代的一切变得可能。当然，在这想象力构建的虚构世界里，除了贝壳能保存记忆，除了曼陀罗花酿制的椰子酒，除了猫粪咖啡豆，由传奇爱情与交织的命运构成的情节主线同样充满了想象力，虽然揭开所有谜底的《贝壳记》下阕写得略显直白仓促，但阅读时暗暗猜测的乐趣始终存在。

在《誓鸟》里，张悦然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残酷而华美的文风。她依旧于极端的感情间游走，爱与死的意象依然写得惊心动魄。如《纸鸢记》末尾、淙淙从教堂洗礼台上纵身跃下的场景：“他俯身看下去时，女孩已经落地。白裙变得殷红，衬在她的身后，犹如孔雀开出了一扇屏。”(P180) 自我毁灭和美，由文字融于一体。又如写得极为紧凑的《焚舟记》，暗夜之低调和险恶、命运之悲凉处处透着哥特小说的气息，让人联想到安吉拉·卡特，以“焚舟记”为名大约也有致敬的意思吧。

从结构上看，《誓鸟》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每个章节都着重以某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叙述，颇有几分欧美现代小说的气息。《贝壳记》甚至尝试了宵行的第一人称男性叙述声音，为小说增加了一种“讲故事”的世代流传的感觉，对一个女作家而言，这不啻是一种自我挑战。只是春迟的盲写得总不那样令人信服，盲人的心理、盲人的“视角”并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角色的魅力和可信度。

也许张悦然本可以驾轻就熟地花短短数月再写一本排行榜冠军，但她的文学野心显然不止于销量。所以即使《誓鸟》并不完美，但其不懈的文学野心如同她日益成熟的文字一样让人相信：她将由此找到新的写作方向，她的下一本书也许更值得期待。

《誓鸟》
张悦然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11

PS: 张悦然将于2006/12/9(周六)上午10:00-11:00在上海书城进行签售。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谁能看完品钦?
bookforum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号

美国文坛隐士托马斯·品钦于2006年11月推出了其长达1185页的新作《Against the day》。辛辛那提大学的文学教授Tom LeClair在《图书论坛》杂志上撰文指出：品钦的旧作《重力的彩虹》才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小说。

文中称：我曾经教过我那些不情不愿的学生几乎所有的品钦小说。有一次我写道：“没有什么会如过度丰盛一般取得成功。”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詹姆斯·伍德，不会等着解剖品钦（或德里罗或几乎任何后现代作家）。但《Against the day》既缺少《重力的彩虹》里的残忍和恐惧，又不如《梅森和迪克森》有着充分发展的角色和喜剧性。能读完这本小说的读者我能想到的只有品钦主义者，那些品钦花絮的迷恋者。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未来某些学者会把这本小说读20遍，并阐明小说如何是概括整个叙事史的，抑或证明每一个小块是如何契入那代替了遗传学作为生活模型的四重设计的。


细节之错
Economist
2006年11月2日

2006年龚古尔得奖作品《Les Bienveillantes》——照字面译为“和善的人们”，但也是希腊神话里复仇女神的委婉语——是由一个前纳粹党卫军来讲述他的二战“功绩”。自我辩护、哲学思辨和回忆混杂一处，Max Aue描述了入侵苏联期间他与杀人小队一起工作的情形。情节贯穿高加索山脉，斯大林格勒战役、Majdanek和奥斯维辛死亡营直到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碉堡。

利特儿的研究巨细靡遗。Aue与那时代的主要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对纳粹组织机构的错综复杂亦有真实的描述。但小说跌倒在自身细节的重量之下。读者必须忍受对高加索部落泰特人起源的探索，和一段同样让人分心的对于集中营配给制的争论。利特儿的反英雄有着严重骚动的征兆：和妹妹的乱伦关系、施虐/受虐同性恋行为和弑母暴力仅仅组成其生活创伤的一小部分。于是当第三帝国崩溃时，《和善的人们》亦告瓦解。

for 东方早报

2001年，一位名叫Jim Irsay的美国职棒联盟球队老板化了24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卷36.3米长、末断有狗噬咬痕迹的电报纸。他没有疯，因为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垮掉派”文学代表作《在路上》的手稿；虽然那电报纸上，只是密密麻麻的字，没有段落，没有边距，只有一气呵成的大段文字。据说，杰克·凯鲁亚克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完成了这本小说，而小说中描述的旅程，却长达七年。

那还是50年前的事。二次大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焦虑的年代”。当政治家们对苏联原子弹和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时候，作家们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心理焦虑。一些作家开始重新审视那个老问题“我是谁？”，当黑人与犹太作家企图从他们的文化与种族背景中寻求解答的时候，年轻的“垮掉派”作家开始借助于东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

《在路上》是一本自传性的小说，记述了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在世纪中期的美国旅行的故事。《在路上》的文字特点十分鲜明，大段大段的意识流，结合缘自东方禅宗的“自发性写作”的随意和自由。文学创作的守则对凯鲁亚克而言与其它他们乐于打破的陈规并无二致，结构和形式根本不加考虑，语言也毫无雕啄，呈现出一种喷薄爆发般的原生态。杰克·凯鲁亚克曾说：最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但为了出版《在路上》，他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维京出版社的Malcolm Cowley同意出版书稿前进行了数次修改。

《在路上》描述的一群“垮掉派”成员西行的故事无疑可以从象征的层面进行解读。纽约是他们旅途的起点，也是他们要逃离的“非自由”之城。姓“天堂”(Paradise)的萨尔·帕拉迪斯是全书的叙述者，也是凯鲁亚克自称的对反自我。而迪安·莫里亚蒂才是全书的英雄。在全书开头，萨尔说道：“自从狄恩·莫里亚蒂闯入我的世界，你便可以称我的生活是‘在路上’。”于是，一场西行的旅程开始了。读者不难看出，这也是一场在感情上和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旅程。《在路上》维持着密集而迅速的叙事节奏。狄恩首先遇见了卡洛·马科思，他是艾伦·金斯堡的原型；萨尔认为，两者的会面是将要发生的一切之始。在小说开头，迪恩的宗教动机被屡屡提及，人物及其性格常常被标签为“神圣的”，萨尔更是把迪恩称为“这一代人的救世主”。然而当旅程继续，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在1947年的芝加哥，萨尔遇见了爵士乐手查理·帕克和迈尔斯·戴维斯。自由爵士乐与垮掉派成员追求自由的西行形成了有趣的映射。因为beat一词在音乐中便是节拍之意，而凯鲁亚克由此得以抛弃该词“疲惫潦倒”的本意，取其于音乐更为接近的“欢腾”之意，因为对于垮掉的一代而言，他们要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要对抗强大的主流文化新秩序。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无论是垮掉派文学、自由爵士乐还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他们都有同样的诉求。

随后，在去洛杉矶的巴士上，萨尔遇见了特里，一个逃离丈夫的墨西哥人。他们共同相处了十五天，却因“经济因素的介入”不得不分开。西行之路由此渐渐陷入失望，一方面，萨尔开始更多地与下层阶级来往，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用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旅程。毒品、大麻和性解放，生命的幻觉逐渐成了他们抵抗现实的手段。在旅程末尾，他们回到了纽约。

虽然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嗤之以鼻地嘲讽凯鲁亚克“那不是写作；是打字”，但毫无疑问《在路上》仍以极具爆发力的文字，展示了“垮掉的一代”崇尚天性和自由，不断探寻生活之可能性，不断试探社会规范的边界的努力。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垮掉派”的意义不但在于其具有精英意识的反对既定主流文化规则的“自发性写作”的态度，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此后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我很穷，所以我拥有一切。”也许这句《在路上》的名言，是对“垮掉的一代”、是对“垮掉派”文学最好的概括。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1909年，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门徒卡尔·荣格的陪同下，对美国进行了仅有的一次访问。在随后那些年里，弗洛伊德每每提及美国人，总忿忿然称其为“野蛮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弗洛伊德的这种反应又该如何解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贾德·鲁本菲尔德的答案是——一本31万6千字、近3厘米厚的历史惊悚小说处女作《谋杀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 这是一本教人一旦拿起便再难放下的小说，其丝丝入扣、跌荡起伏的情节诚然是主要诱引，鲁本菲尔德忠实呈现的20世纪初纽约图景也相当引人入胜；但最主要的是：作者巧妙地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全新诠释等元素巧妙地编织进这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里，既显示了卓越的叙事技巧，又令这本历史惊悚小说呈现出独特的知识分子趣味。

故事开始于1909年8月29日那个闷热的星期天傍晚。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扬格大夫正在霍伯肯码头等待三位心理分析专家到来；而在林阴大道边的巴尔摩罗大厦，一个身材曼妙的少女几乎一丝不挂，“她的手腕被绑在头顶，而喉咙缠着另外一根带子，白色的丝质领带，一只强健的手将之勒紧，越来越紧，令她窒息。” 《谋杀的解析》在扬格大夫的第一人称叙述与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间切换，主线和副线的叙事分别演进，并渐渐交织在一起。

全书的核心迷团自然是少女的虐杀故事。就在巴尔摩罗命案发生的次日，莱克星顿大道末端、曼哈顿唯一的私人花园格拉默西花园里，17岁少女诺拉的尖叫声吓坏了所有人。人们发现她以同样的方式被粗绳绑在天花板的吊灯上，全身赤裸，还有被鞭打的痕迹。扬格大夫以弗洛伊德的性病原说和俄狄浦斯理论对诺拉进行心理分析，并渐渐因为移情作用爱上了诺拉。而另一方面，警官利托莫尔和验尸官胡格尔陷入了迷宫般的破案过程，真假虚实层层叠叠，读者的心理预设被一次次颠覆……作为副线情节的，是弗洛伊德、荣格和费伦齐的纽约之行。小说通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按真实书信改编的数次对话，着力描写了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而某不知名的黑暗势力企图阻挠弗洛伊德的演讲，增添了小说的紧张气氛。

《谋杀的解析》最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它的副线情节与主线情节的联系看起来非常薄弱，即：副线情节并未实际推动主线情节的发展。小说中，弗洛伊德对扬格大夫的心理分析提出过一些建议，但这几乎是顺带而微不足道的。那么，作者之所以要添加这条弗洛伊德的副线，难道仅仅是为了增添某种“弗洛伊德风味”么？一如达芬奇之于丹·布朗？我的看法的：并非如此。《谋杀的解析》里，副线情节的若即若离恰恰是鲁本菲尔德的高明之处——因为他逼迫读者因此转向思考心理分析与破除虐杀迷案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心理分析释放一段被压抑的记忆，与通过分析各类被故意隐藏的线索来释放一个被压制的真相，两者之间不是相当相似么？鲁本菲尔德还通过了书名来暗示这点：为什么要用类似犯罪心理学教科书般的“谋杀的解析”为书名呢？答案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作者以“谋杀”替代“梦”，也正暗示着心理分析与破案过程的这种共通关系。

有趣的是，我们不妨还可以将这种共通关系推至叙事的层面。根据叙事学理论，所有的叙事都影响着对它们再现的事件的阐释。而当叙事里的信息被压制或延宕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建构的故事便会产生“断点”，与知悉所有信息的作者心中那故事(一般称之为“情节”)有所差异。而作为一本惊悚小说，《谋杀的解析》里的所有信息也并非从一开始便全部释放的，且不说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甚至作为人物叙述者的扬格大夫都有“保留的信息”，而这些被压制的信息，无疑就是形成小说悬念的主要因素。假如把一本迷团尚未揭开的惊悚小说看作“读者的病”，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被压制或延宕的信息——这便是叙事过程与心理分析及破案过程在另一层面上的共通之处。

对20世纪初纽约世相栩栩如生的描写使《谋杀的解析》同时成为了一本优秀的历史小说。从建筑物、城市街道到上流社会的派对细节，从私人花园、大桥沉箱到出租车车身的油漆颜色，鲁本菲尔德对当时的历史细节无疑作了巨细靡遗的研究，这使《谋杀的解析》完全可以当作一本世纪初纽约旅游手册来读。有趣的是，《谋杀的解析》还在书末尾增添了一章“作者说明”，鲁本菲尔德细致地将何为真、何为假、哪些史实又在细节或时间上略有出入和盘托出，其学者脾气可见一斑。至于人物，所有的历史人物自然是以本名出现，而虚构人物的名字则相当有趣：作为人物叙述者的扬格大夫其实叫Younger，分明是说他比弗洛伊德更为年轻；职位低但作用大的警探利托莫尔其实叫Littlemore，可爱的文字游戏；至于少女诺拉Nora，熟悉弗洛伊德的读者不难看出，她其实就是弗洛伊德的著名案例《少女杜拉的故事》里的Dura，鲁本菲尔德仅修改了首字母，自然也是暗示两者的联系。可惜的是这些游戏式的名字一旦翻译成中文，便全然丢失了。

当然，欧美评论界也对《谋杀的解析》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批评。ADA CALHOUN在《纽约时报》一篇名为《曼哈顿移情》的评论文章中称：这是一本“让人很难放下的小说，其难以破解、富有悬疑的剧本式故事令它成为一本翻页器般的小说(page turner)”，但她认为反复出现的关于哈姆雷特的那段新诠释似乎并无必要，“人们几乎要开始怀疑鲁本菲尔德是否想把他那陈腐的论文循环使用。”对于出版社用80万美金买下版权之事，文章也幽了一默：“化了80万美金买下此书后，出版商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销活动，英俊的作者被捧为下一个丹·布朗。老实说，最安全的赌注是：其难以避免的电影改编版将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服装奖，没有什么能胜过一件血迹斑斑的胸衣。”

《谋杀的解析》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 鲁本菲尔德
译者: 李继宏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