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就其本意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岁月的泡沫》(Boris Vian)

[04/08/27] 书评<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Jonathan Safran Foer) - [book ]

本文译自<Salon>
作者Laura Miller是<Salon>杂志纽约编辑总监

有两个故事交织在这本小说处女作中，就像通常的情形，其中一个故事要比另一个更动人。第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位和作者一样也叫Jonathan Safran Foer的人(你不得不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77年、Foer出生之前，在一部小说里用作者的名字来命名人物早就不再新鲜了)的一个乌克兰之旅。这部分故事由一位同样20岁的乌克兰人Alexander Perchov讲述，他被诱骗作为Foer乌克兰之旅的导游兼半胜任的翻译。一如他同时代的那些犹太人，Foer希望寻根觅源，去一个叫Trachimbrod的村庄看看。在那儿，他的祖父出生、长大，并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家令其免受纳粹之灾。这两个男人互通书信，于是叙述在Alex关于Foer之旅的记述及其给Jonathan的信之间转换，并穿插Jonathan自己的小说。

一开始，Alex的那种英文类似一个失控的、开足马力的花园水龙带，被允许在夏日草坪上肆虐。他弄来了一本词典，他如果不用就会被诅咒。他吹嘘了一通"想和他一起肉欲"的女孩数目、和"做如此多可以脾气母亲的事"之倾向，然后他解释起对美国文化的热爱来："我钟意(dig)黑鬼，特别是Michael Jackson。我喜欢去Odessa的著名夜总会里散布许许多多货币。"他的年轻和他支离破碎的英文一开始只是令他看上去天真，但那也掩盖了一种未被过分精细的礼貌所抑制的、可能会令人吃惊的、天赋的理解力。"有一部分我不太理解，"他这样评论Jonathan的小说，"但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非常犹太，而只有一个犹太人才能理解这样犹太的东西。是否因此你就认为自己被上帝选中了，因为只有你才能理解你开自己的那些玩笑?"

如果那虚构的Jonathan的小说真有那么深奥就好了。他给Alex的手稿平常得近乎无聊，不过是些关于犹太小村Trachimbrod"民族硬壳式的"(folklorical)生活传奇，充满了淫荡的村民和他们准魔幻的冒险。书中Alex的部分感觉绝对生动，并在喧闹与一种可怕的、缓慢袭来的恐惧间乐此不疲地游走。相比之下，Trachimbrod的部分仅仅令读者想起其他作品——改头换面的夏加尔和折扣店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里有几段还算不错，但即使这几段也一样具有装裱了的、矫饰的品质。（还有，当小说看上去在向现实主义努力时，故事却变得仅仅是粗俗——一个有着一条萎缩手臂的男性角色用它作为假阳具来慰安村里的寡妇们。）

自然，这防止误解的说明(caveat)会令《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变得无法被评论，但Alex那部分小说是如此精彩、以致于在计算总分的时候弥补了小说的缺陷。(还有，你可以略过Trachimbrod的部分也不会错过什么。) 有Alex的祖父(他声称自己是盲人，并坚持要带一条从"健忘狗的故乡"弄来的"导盲畜生")作为他们的司机，这两个年轻人走向乌克兰乡村及黑暗的过去。他们开始萌芽的友谊、历史和偶然频繁地在他们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的方式以及他们彼此了解的能力，令这个故事令人惊讶地就像从未被讲述过一样。

Foer精巧地执行了这本书的最佳玩笑：Jonathan的小缺点——他的虚荣、他美国式的笨拙、硬要别人领情的倾向——由此滤过了Alex崇拜的、他称其为"最高级的朋友"和"英雄"的年轻人画像。当小说无情地渐变入悲剧模式、当Alex成为一个比Jonathan好得多的作家时，带着更为精细的对事实的感知和一种更加迫切的对大团圆结局需求的理解，他跌跌撞撞的英语升华为修辞。而仅仅这一点便能值回书价。

Jonathan Safran Foer，1977年生于Washington, D.C. 他曾是一本鸟类大全的图书编辑，并在<Paris Review>和<Conjunctions>上发表过作品。本书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其中部分曾在《The New Yorker》上刊载。目前他住在纽约皇后区，正在为第二部小说而工作。

本书荣获：
2002年英国《卫报》First Book Award
2002年《纽约时报》Notable Book for 2002
2004年都柏林文学奖(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提名

本书简介及第一章请参阅 Copy & Paste

[04/08/20] 《雪》：为头巾而死 - [book ]

黄鱼车里的晚餐,兴安路

译自8月15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本文作者为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以吃的女人》，《盲刺客》)，其最新小说为末世男女
《雪》第一章原文请参见Copy & Paste

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第七本小说不仅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叙事表演，而且是我们这时代不可或缺的读物。

在土耳其，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精神导师、诊断专家和政治评论家：土耳其大众读他的小说一如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欧洲，他亦备受尊敬：他的第六本小说，丰盛而迷人的《我的名字是红》，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在他长长的获奖清单上又添一笔。

他理应在北美地区更加知名，毫无疑问他会的，因为他的小说显露出"西方化"力量与伊斯兰势力间的冲突。尽管故事发生在90年代、在9/11之前，《雪》在对原教旨主义观点的分析，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属性分析上依旧具有奇异的预见性。

一如帕慕克的其他小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故事的主人公叫KA，是一个阴郁但吸引人的、很多年没写什么的诗人。但是KA并非叙事者：当被告知他被谋杀之后，他的故事便由一个碰巧也叫奥罕的老朋友拼凑起来。

小说开始时，KA在法兰克福政治流亡，为了母亲的葬礼，他在12年后重归伊斯坦布尔。他在去KARS——一个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虚构的城市——的路上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雪降临了。(在土耳其语里，"KAR"是"雪"的意思，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层层嵌套的信封。) KA声称自己是个记者，对近期的市长谋杀案及由于学校强迫去除头巾所引发的几位年轻女子的自杀事件感兴趣，但这只是他的一个动机。他同样想去看IPEK，一个他学生时代结识的美丽女子。在与KA的一个已成为伊斯兰政治家的老朋友离婚后，她住在破旧的雪宫旅馆，KA正巧也住在哪里。

被雪切断了逃脱的路，KA徘徊在衰落的城市，一个被显赫的过往萦绕的城市：有曾经辉煌的奥托曼帝国的建筑遗迹；亚美尼亚大教堂空空如也，为对它崇拜者的屠杀作证；有俄国统治者的鬼魂和他们过于奢华的庆典，阿塔土耳克的照片，他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无情的"现代化"运动的始作蛹者，这运动包括了——并非只是顺带提及——对头巾的禁止。

KA作为记者的身份使帕慕克得以展示一系列的观点。那些并非活在式微的帝国遗迹中的人也许很难想象这种混杂的情绪：包括怨恨的权利(我们本该强大的！)，羞愧(我们做错了什么？)，怪责(这是谁的错？)和身份焦虑(我们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占据了此地大部分的净空，在《雪》中亦是如此。

KA企图在死去的女孩身上发现得更多，然而他遭遇了阻力：他有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背景，他曾被流放西方，他有一件时髦的外套。信徒们谴责他的无神论，政府不希望他写这些自杀——那会玷污名声——所以他被政府间谍跟踪；普通人民则怀疑他。当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枪手谋杀一个驱逐戴头巾女孩的学校校长时，他正好就在那家面包店里。他被与其旧爱的前夫混淆，两人被捕，他见证了世俗政权的残忍。他成功地避开了跟踪者足够长的时间，以与一位蓝党(the persuasive Blue)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会面，据说他是校长谋杀的幕后指使。就这样，他在一个个遭遇间挣扎。

在Maureen Freely翻译的《雪》里，游戏式的闹剧和可怕的悲剧间的界限非常精妙。比如，小城的报纸出版人Serdar Bey，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KA公开表演他的诗歌《雪》。当KA抗议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一首叫"雪"的诗、也不会在剧院中表演时，Serdar Bey回答说："别那么确定。的确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在新闻发生前便将之写出而轻视我们……但确实会有不少事情，仅仅因为我们事先写出了它们，才真的发生。这就是现代新闻业的全部。"转眼间，他便真的在一个剧院里了，但那个夜晚同时上演了一出荒诞的阿塔图尔克时代的戏剧，叫作"我的祖国或我的头巾"。当宗教学校的孩子们戏讽之时，世俗主义者决定朝人群开枪以强迫执行他们的规则。

命运之曲折、往复的情节、小把戏、每每接近便退得更远的谜团、阴冷的城市、潜行的夜、身份的缺失、被流放的主角——这些便是成熟期的帕慕克，但它们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图景的一部分。我们或可将这类型称为"男性迷宫小说"，并可以追溯至德·昆西、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康拉德，也包括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德里罗和奥斯特，以及汉密特和钱德勒式的黑色惊悚小说以作衡量标准。写这样的小说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以无根的男人们作主角；这很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要是送一个女人去进行一场散漫的寻找之夜旅，她很可能比男人死得更快更早。

女人——除了作为理想化的欲望对象——在帕慕克以前的小说中重要性并不明显，但《雪》是一个开始。有两个较强的女性角色，感情遭受挫折的IPEK和她的姐姐，固执的演员Kadife。此外，还有一场合唱：头巾女孩们。那些在两边寻求权力的人们都使用这些死去的女孩作为象征物，而在她们活着时在她们身上施加了难以忍受的压力。然而KA，将她们视为受苦的人类。"并不是贫困的元素或无助令KA觉得震惊。也不是这些女孩所经历的持续挫败，亦非不让她们外出的父亲们之不敏感，也不是爱嫉妒的丈夫们的长期监管。令KA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女孩们杀死自己的方式：突然地，没有任何仪式或预兆，就在她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她们的自杀就像小说里其他残忍的事件：由无情的潜在力量驱动的突然爆发的暴力。

男人对女人的态度驱动了《雪》的情节，但更重要的是男人相互之间的态度。KA总是担心其他人是尊敬还是轻视他，而这种尊敬并非依照物质财富之多寡而是以他信仰什么而转移。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他犹疑于一边与另一边之间。他应该坚持西方的教化么？但他在德国很悲惨。他应该做回一个穆斯林信徒么？但除了醉酒时亲吻了一位当地宗教领袖的手外，他无法适应。

如果KA遵循帕慕克以前小说的样子，他或会用故事避难。故事，帕慕克暗示说，创造了一个我们感知的世界：并非"我思故我在"，一个帕慕克式的人物会说"我在，因为我叙述"。坦率地讲，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位置。但可怜的被谋杀的KA绝非一个小说家：得由"奥旱"来演他的贺雷肖。

《雪》是帕慕克长期计划中的最新一笔：通过叙述，令其国家存在。这也是与现实主义最接近的一次。KARS城令人触动的贫困被精妙地描绘，但居住者们抵御了"奥罕"对其的小说化。他们中的一个要求他告诉读者，别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因为"没人能从那么远的地方理解我们"。这是对帕慕克及其颇为可观的艺术之挑战，但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04/07/24] 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 - [book ]

蜘蛛人，sony gallery@淮海路

for <Lucy> 2004 Sept issue

每本畅销书都是一个传奇。

请想象：在文化气息浓郁的法国，一位年仅29岁的女作家的处女作，由一家不起眼的小出版社Le Dilettante出版……《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竟不可思议地创下百万销量，并荣获RTL-Lire文学大奖。其魅力究竟何在呢？读完这本由十二个小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你或许就会明白。

《圣日尔曼大街上的小艳遇》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街头邂逅，却被手机搅了浪漫约会的故事。安娜·加瓦尔达由女性视角出发，频繁的心理描写屡屡猜透男人的心事，幽默嘲讽的笔调将“城市爱情仪式”调侃了一番，远比佛朗索瓦·萨冈写得妙趣横生。

《身孕》、《休假》、《沙发床》则由平淡无奇的生活情境出发——女人怀孕、男人服兵役休假归来、办公室里的暗恋——却在结尾处滑向令人意外的结局：妇科医生的一句“出问题了”带给孕妇不幸；男人的生日礼物竟然是一个美女；正欲云雨的男女却不知如何打开从Ikea买来的沙发床……就这样，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在安娜·加瓦尔达的笔下呈现出其充满历险和意外的一面。

在《羊肠线》中，安娜·加瓦尔达走得更远。遭人强暴的女兽医用羊肠线将强奸者结扎。“手术做得非常认真”，作者如是说。

《许多年过去了》是个略带伤感的故事。旧爱在时隔多年后突然来电，然而她并非要再续前缘，而只是身患绝症，想最后再见他一面。安娜·加瓦尔达在文中不断变换着叙述者的人称，有时是“他”，有时是“我”，仿佛常常从自己创造的角色中抽身而出，从局外人的视点观照自身一样。

《跋》并非真正的跋，而同样是一篇小说。但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作品屡遭退稿的女作家竟然瘫痪在出版社的坐椅上，久久无法站起，最后干脆将稿子送给了街上的陌生人，但很不幸那人竟然是个外国人。其不被理解的隐喻藉由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结局不言自明。

安娜·加瓦尔达是个描写城市日常生活的高手，她敏锐地发现了许多看来不起眼的体裁，将之放大。她写出了城市人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的仪式感和人际关系的亲密与疏离。正因为此，读者不难在她的故事找到自己，也许这便是她畅销的秘密吧。

《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
安娜·加瓦尔达著，金龙格译
漓江出版社

(注:漓江的封面比较难看,这里贴的是台湾版的封面.漓江版是将两书合并出版,特此说明.)

Page共18页第一页上一页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