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认识了他。我们应该来谈一下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代表了这三部曲的主要精神。

以赛亚来英国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来自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作为牛津大学的新生，他受命写卡尔·马克思研究。他不是个马克思专家，他做这项目只是因为他想要份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那时是个牛津哲学家。某天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堆里，当他正研究马克思的时候，他碰巧看见了一本他从未听说过的书——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他于是便开始阅读。那本书改变了他的事业和生活。他的确写了关于马克思的书，但赫尔岑将他领进了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激进主义者的世界。从那第一本书开始，以赛亚开始了他一生的研究——从启蒙时期到浪漫主义革命的欧洲思想史。《俄国思想家》是这条弧线的中心。

我通过一位如今已故的作家John Wells认识了以赛亚·伯林。John为《Private Eye》杂志工作，他对我说：“你真的应该来见见以赛亚——你会喜欢他的。”但那时我刚三十出头，我太害怕了不敢去见他——他是个让人极其敬畏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的确认识了他，但只要他在场，我的舌头就总是打结。那时候我还没读过他关于俄国的作品，所以我感觉与他谈话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但只要我们同处一屋，我们仍会交谈，他对我很好。有一天，我在他伦敦寓所的台阶上遇见他，他对我说：“看看，你总说你要来和我聊聊，但你总不来，你最好快点来哦。”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来，我已行将就木。”我说：“对，当然，对，我很想来。”但在我没来得及前，他去世了。

相较于他的后来者如列宁，以赛亚以一种更人性化、更不教条的方法看待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正是这种特质将我引向了后来成为《乌托邦彼岸》角色的那些思想家们。存在着上层阶级的一代，像伊万·屠格涅夫和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们看重高雅文化。赫尔岑那时正被两种思想撕裂：他的革命家感情——那种一切必须进行的感觉——和他放诸于伟大的书、绘画和音乐之上的价值。这一代人之后是赫尔岑认为太过严格、太过教条的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早期的例子——那一代人导向了列宁。列宁觉得他不能听贝多芬，因为贝多芬会渗入他的感情令他变软，而他必须保持坚硬。他必须保持必要的强壮和残酷。赫尔岑和以赛亚无疑会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会听贝多芬。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赫尔岑讲给我听的故事。他问一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Freddie Ayer，他是个健谈的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接受爵士身份呢？”Ayer回答：“我是为了哲学接受的。”以赛亚回答说：“Freddie，这可能是最糟的原因了。而我接受的理由可能是所有理由中最好的：为了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