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意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岁月的泡沫》(Boris Vian)


2666:老社区里的图书馆 - [Shanghai ]


一位西班牙朋友向2666图书馆捐赠西班牙语原版《2666》

for 《家园》杂志(2012年第一期)

我有一本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图册,除道路区划,还有当时店铺商户的详细手绘。在市中心南京西路处,有一条宽阔的弄堂可以直接穿到威海卫路(即现今的威海路),这弄堂名曰“静安别墅”。别墅区内商户不少,有静安旅社、宏昌商店、新光水电行、源记成衣店、顺利干洗商店等,属老上海所谓“新式里弄”建筑,因其较一般弄堂宽阔,可供私家车出入,故名“别墅”。八十年后,这条古老的弄堂还在,我们的2666图书馆就开在那儿。


2666图书馆的选址与这段历史不无关联。静安别墅如今虽有诸多商铺入驻——小咖啡店、画廊、点心奶茶铺、缝纫店等——但原住民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他们依旧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弄堂里过着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坐在躺椅丽晒太阳,喂食猫猫狗狗,晾晒衣物,从隔壁人家灶头飘来的食物香气里判断是日他家晚餐菜单。那里有一种前互联网时期的、朴素得令人念想的邻里关系,它是此城之所以为此城的、类似于根基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的图书馆里,常常会有弄堂里的叔叔阿姨探头进来,读读书,或让小人在这里做做功课;更有一次,一位老阿姨领着她患有抑郁症的儿子来这里,希望图书可以治愈。弄堂里的猫有时也会窜进来,我们会认识这只是93号咖啡馆的,那只又是几号几号衣裳店的。如此种种。


上海又从来是个华洋杂处的地方。静安别墅以南过延安中路便是前法租界,而静安别墅本身属于前公共租界。八十年后,南京路上建起以“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梅龙镇广场”为中心的商务区,我们的图书馆也吸引了大量在这些办公楼里上班的白领及外国人。她们会趁中午休息时分过来小坐,下班后来借书看,就好像生活的另一个维度就此开启。
2666图书馆除了以上所述的“社区性”,还有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本土诉求:即我们希望(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上海的文化沙龙中心。5月开业至今,我们举办了30多场读书沙龙活动,其中的大部分主角都来自上海本土:先锋派小说家孙甘露,青年女作家周嘉宁、张怡微,译者包慧怡、于是,摄影师陆杰,导演程亮、陈意心,民谣歌手汤旭等等。每当周末,这里就会变身为与本地创作人面对面交流的空间,而这种交流的深度,是在微博上关注来关注去所无法比拟的。


也因为更多媒体的报道,2666图书馆虽然身处静安别墅的一个小角落,却愈来愈多地被前来上海游玩的人们列入“必去”清单,甚至一些大牌作家也会特意来这里座谈,如爱兰尔小说家科姆·托宾、英国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来自港台的骆以军和董启章,来自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和陈翠梅等。而这或许也是因为,越本土的,才越吸引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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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晴朗晴朗 - [PHOTOS Shanghai ]

 

襄阳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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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时代喝果珍——写给消失的卢湾区 - [Shanghai Essay ]


for 上海壹周“告别卢湾专题”(2011/6/20)

曾在文庙书市的地摊上淘来一本《上海市卢湾区地名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8月首版,只印了3200册。这本十六开、四百多页的大部头里无它,皆是卢湾区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片区地名、大楼公寓、里弄街坊、道路桥梁、河流、园林、教堂、寺庙、企事业单位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数张当时的淮海中路商业网站示意图。


那时候,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的西南角,是老大昌食品店。那时我住在瑞金二路近南昌路的锡德坊里,嘴馋的时候会骑车到老大昌买白脱蛋糕、巧克力拉花饼干或花生巧克力。东南角则是万象时装店,如今已被古今胸罩店合并。记得在某个黄昏,曾看见一位外国记者在胸罩店外架设了一个三脚架,透过玻璃拍摄店内场景。那是一个始终存在于记忆桌面的意象。东北角的国泰电影院,虽然二楼茶餐厅换了一家又一家,但电影院至今还在,连外观都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


读这本地名志书,就好似纸上的回忆之旅。看见上海西菜馆,想起的是小学考了一百分之后父母奖赏的炸猪排和乡下浓汤;看见高桥食品厂,想起的是中秋节前排长队、买鲜肉月饼;看见瑞金二路口如今是新华联的开瑞服装商店,想起的是某年某月拆迁旧房时的一次坍塌事故,记得有一对骑车的父子在等红灯时,被活活压死⋯⋯ 有些商店如今已无迹可循,但当目光掠过那个名字的时候,大脑依旧会像双击记忆的超级链接般直达遥远过往的幽微之处,哪怕记忆模糊得让人再也分不清究竟过去的确如此,还是那只是我在臆想之中重建的不可靠的记忆。


幸好有些许图像为证。在这本地名志开头那十几页褪色的照片里,我一遍遍地重温八十年代末那个美丽的卢湾。尤其令人激动的,是复兴中路、茂名南路口的一块大幅广告牌。广告上,一架火箭从一杯冲泡的橙汁里朝太空飞去。“太空时代喝果珍”——广告词如是说。仿佛未来在过去的伏笔,在多年后近乎伤感地失了效:太空时代已然来临,然而我们却不再喝果珍了。时代在变,万物在加速度地更替之间越过了想像的界限,如今连“卢湾”这个区名都要不复存在了。


可能消失的只是一个名字。更可能,消失的远不止一个名字。唯一的救赎是记忆。要记得太空时代喝果珍。只要记得,卢湾便会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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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在时光的三角花园里 - [Shanghai ]


for 时尚旅游

“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地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这段文字的作者曾虚白是曾朴——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之子。1927年,父子俩在上海创办了“真美善”出版社,并在自己的居室里开办了一间书店兼文化沙龙。那沙龙位于当时法租界的中心,马斯南路(即今思南路)115号。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那里的常客: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张若谷等,这些“亲法分子”在沙龙里讨论雨果和乔治桑,将那遥远国度的文化气息融入了自身的日常生活。曾朴这样写道:“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予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就是这样一个华洋文化杂处的地方。1849年法租界创立时,区内只有九个法国人:领事敏体尼、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翻译克利高夫斯基、商人雷米和他的两个职员。而一份民国23年的法租界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其时租界内外侨已有18,899人——除法侨外,还有英、美、俄等多国侨民,中国人和洋人混杂居住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如果“海纳百川”只是陈词,上海人的包容性却毋庸置疑。虹口的犹太区是一例;在上海的第三象限——法租界地区,同样收留了大量的俄国侨民。十月革命后,效忠沙皇的白俄大量逃往远东,不少人来到上海霞飞路一带定居,在当时的东华电影院边,便有一家著名的“东俄菜馆”,卖乡下浓汤、鱼头汤、牛肉饼等特色俄国菜。周边的俄式咖啡馆也纷纷兴起,人们一度将淮海路称为“罗宋大马路”。


这一切让我想起徐志摩1926年所作的诗《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如果说,租界时期的华洋杂处是其各自人生的“交会”点的话,在上海的第三象限,有另一种更具象、但同样深具意味的“交会”——路与路之间的交会,在法租界地区形成了诸多三角花园。回顾上海的租界史,你会发现上海的租界是由东向西扩张的,因此市区的主要干道大多东西走向,南北向的道路既少且窄,加之租界与华界的人为区隔,造成了许多弯弯曲曲的马路。于是,当这些弯曲的马路彼此交会之时,三角花园就诞生了。如有普希金铜像的那个三角花园,便是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与东平路交会之处。这“交会”既带有上海租界文化交杂、众流汇聚的隐喻,又含有些许冲突的意味。以普希金雕像多舛的命运为例:1944年,落成后第七年,雕像被日军掠走,1947年由前苏联雕塑家多玛加掌基重建,1967年文革时又被毁,直到1987年才又在原址重建——这三角花园见证了多少风雨和岁月。


三角花园的命名有时也浸淫着历史的气息。霞飞路是法租界最长、最直的马路。其前身名为宝昌路。宝昌(Paul Brunat)原是法公董局董事,自1881年起连任多年。到了1914年欧战爆发,曾于1885年以工兵士官来过上海的霞飞荣任了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因在玛纳(Marne)一战中表现出色,法租界当局便决定将宝昌路改名作霞飞路。然而历史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为了纪念在租界服务了17年之久的宝昌先生,当局将霞飞路(即今淮海路)、白赛仲路(即今复兴中路)和麦琪路(即今乌鲁木齐路)之间的三角地命名为“宝昌花园”,于1920年6月落成——就好像那是两段历史、或者说历史的记忆与缓存的交会之地。


在这上海的第三象限,几乎每一条林荫道上、每一座三角花园里都有这样一段交会的历史,一段城市的记忆。当你在新乐路、襄阳路口的boutique血拼时看见斜对面的东正教堂,当你在思南公馆的酒吧里买醉时想到法国花园里飞行师环龙的石碑,当你在武康庭喝下午茶时想起了捐银筑路的福开森先生时,过去与现在仿佛也交会在了一座时光的三角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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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伏笔在路上
 - [Shanghai ]


for 风尚志


“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 Roi de Lahore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皋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或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辣斐德路在我的前方展开⋯⋯ 让人想到辣斐德在La Princess de Cleves中所描绘的场景和Memoire Interessants中的历史场景。”这段话并非出自《世界报》或《巴黎竞赛画报》旅行版,其描绘的街景也并非法国。这里是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皋乃依路(Rue Corneille)是如今的皋兰路,莫里哀路(Rue Moliere)是如今的香山路,而辣斐德路(Rue Lafayette)即如今的复兴中路。这段文字的作者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927年,他和儿子曾虚白一起创立了“真美善”出版社,并在马斯南路115号开办了一间书店兼文化沙龙,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卢梦殊等都是那里的常客;而马斯南路就是如今的思南路,当年的书店如今则变作了画廊。


上海的马路上藏着多少这样的故事啊。它们悄无声息地隐匿在一条条路名已然改变的马路上,变成历史的潜台词或记忆的伏笔——就想想为什么南京西路、也就是当时的静安寺路宽15.24米吧,因为当时那里是英美租界(公共租界),而15.24米恰好就是50英尺。而假如你去时下潮人们的最爱武康庭,你会看见门口竖立着一块“原福开森路”的标牌。福开森是谁?他是当时南洋公学督办盛杏荪所聘之监院,他嫌学校附近交通不便,便捐助了些银两,筑路一条。这些历史线索几乎密布在上海的每一条马路上,令马路承载的不再只是人来车往,更有历史的重量。


有时,历史的意味也随着时间而改变,在岁月更迭中被刷新得不再确凿。如同1922年3月9日,当霞飞上将出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霞飞路上时,这位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大概不会料到后人赋予这路名的浪漫想像。这位法国上将在一战马纳(Marne)一役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当局为了表示感激,便将原名“宝昌路”改作“霞飞路”。老上海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春秋》一书中说,霞飞路令他联想起“落霞与孤骛齐飞”的诗语。而我想到的则是K房麦霸们爱点唱的《给我一段仁爱路》,台北与上海虽相隔千里,却皆有那样一条饱含历史深情的马路,来成就一次城市的互文。而广告商们着迷于霞飞和法国所激起的浪漫法兰西的意象,即使有陈词滥调之嫌也不在乎,他们看中的是营销价值。就这样,在路名及其意味的变迁中,上海的马路回应着每一时代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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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 Leica Shangh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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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 - [GRAFFITI PHOTOS Shanghai 550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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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Together - [PHOTOS Shanghai 550D ]

20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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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 - [PHOTOS Shanghai 550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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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书店五周年庆(好吧,是虚岁) - [PHOTOS Shanghai 550D ]



平整得好像鼠标垫的蛋糕。


测量书架压弯的程度可以得知其实这是渡口书店四周年。


很简洁的台历。

@渡口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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