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东方早报

世界给了北京16天，北京还给世界一个新前门。

去年圣诞，我曾兴冲冲奔赴前门大街，八年前的大栅栏曾在我的记忆里被另存为“北京”。那时，当出租车停下，我置身于两侧皆是蓝色大栅栏的巨大工地时，方知前门正在改建，奥运前将以新貌重生。

奥运来了，新前门大街也终于在开幕前夕顺利“剖腹产”。说是剖腹产，因为整条大街只有“都一处”、“全聚德”、“大北照相”等数十家老字号店铺先行开张，其余尽皆虚席以待，分明是预产期未到的征兆。惟有店铺边墙上的一张张古老照片诉说着此地的前世今生。那真是吊诡的事：老照片里的沉重历史变成眼前的崭新青砖。我忍着不说“物是人非”，我在时间的河流里刻舟求剑般搜寻着这条崭新古街上的一切旧物——那个钟是不是旧的？有可能。那块刻着“信天”（抑或是“天信”？）的石牌呢？难说。惟有注视着断墙上“祥义号绸布店”那几个字，我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的旧，它如假包换有着岁月面孔的承载着历史的无可置疑的旧。

新前门大街上游客不少。但也有许多北京本地的老人们，由子女们搀扶着，或坐在轮椅上，来见识这个老前门的新版本。他们心中会作何感想？尤其是，当奥运过后，那些空店铺挂上KFC或Starbucks的招牌时，他们尚且鲜活的记忆与眼前仿似别处的故地将如何艰难地和解？

关于保存历史，他们不是不努力——新前门大街上有轨电车的轨道便是明证，入口处停泊的两辆有轨电车（北京人念“Biang Biang车”）将于奥运后投入营运，那也是旧时的符号，回忆的触发点——只是，他们或许太过用力地把一切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太过用力地把这段独特的历史融入同一个世界了吧？或许对于历史，最好的关怀便是不去管它，它有自身的生命力和新陈代谢功能，欧洲人民都知道。

叹一口气，还是转身去周围小巷闲逛吧，虽然不少亦已变成工地，沿街堆着极古老的长木、瓦片、青砖；但仍有一些漂亮的古旧建筑活着，比如梦境般的“新新宾馆”，那名字真讽刺。在一间门面狭小的小店门口，我找到了北京著名的“蜂蜜酸奶”。终于，还是有一些东西从来未变：那用橡筋扎起的瓶口、手感粗糙的瓶身和又酸又甜的好味道。

for 上海壹周


读完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之后，我打开Google，在搜索栏里填上了主人公、好莱坞默片导演“海克特·曼”的名字。优秀的小说总是这样：它们创造的想象世界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真实和虚构的分野变得暧昧不清，读者会忘记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会试图在现实世界中寻找那个虚构世界。

或许正确的策略应该反过来：从作家们影子般的虚构世界里寻找他们的真实世界，看他们如何将现实生活的种种经历改头换面，现实生活又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巴黎和偶然性

保罗·奥斯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华克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其父母都是波兰后裔。1970年，奥斯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起先找了一份在墨西哥海峡的油轮上当海员的工作，随后又跑去巴黎，在那儿过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在巴黎，奥斯特住在正对着从圣日耳曼洛塞华大教堂的一间微型女佣房里，房间大小只够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和一个水槽。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张教堂石头天使的脸。卢浮宫在左边，雷阿尔市集在右边，蒙马特则在远端。四年间，奥斯特做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工作——翻译马拉美的诗歌，写电影剧本，写诗，甚至为人代笔写作。奥斯特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诗集《Disappearances: Selected Poems》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那儿写的。

在巴黎期间，他结识了S，法国著名作曲家樊尚·丹第的学生。S住在第十三区的比内勒广场，用了整整十五年创作一支从未真正完成的、需要三个管弦乐团和四个合唱团用十二天时间演奏的曲子。奥斯特每周去看S两三次，并与之建立了一种宛如父子般的关系。巧合的是：S和奥斯特的父亲在同一年出生；而奥斯特和S的小儿子在同一年出生。更巧的是，在S家的墙上，奥斯特偶然看见了一张他与一个小男孩的合影，而那个小男孩，正是俄罗斯著名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1974年，奥斯特和妻子回到纽约，在河畔大道上的公寓里遇见了一位邻居：俄罗斯老医生格里高利·奥特舒勒，正是他于1925年的隆冬为茨维塔耶娃接生的。

看来偶然性不但是奥斯特小说的主题，它同样贯穿于奥斯特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回忆录《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中，奥斯特对虚构小说中的偶然和现实生活中的偶然作了如是评论：“在小说作品中，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书页上那些词语背后，有个有意识的头脑。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当这些事偶然发生，人们并不作假定。虚构的故事完全由意义组成，而现实的故事除却自身之外缺乏任何含义。”但他又说，“存在同等相反的诱惑，把世界看成仿佛是想象的延伸。”他认为，生活如此琐碎，以至于每次人们在两个片断间看见一种关联时，都会很想在那关联中寻找意义。而要赋予它意义，要使目光超越它存在的简单事实，便就要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建造一个想象世界。或许这便是奥斯特如此钟爱书写偶然性的缘故。

孤独和家族秘密

1978年11月，奥斯特的父亲去世。此前的整整十五年里，他的父亲独自住在一栋巨大的房子里，完全独自一人。奥斯特说：“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

而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奥斯特无意间找到了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照片，照片上奥斯特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颗树，树后面有幢木头大房子。但是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奥斯特的祖父被从中剪掉了。奥斯特的祖父死于1919年，关于他的死因，奥斯特的父亲曾说过三个互不相同的版本：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

最后因为一些巧合，奥斯特才在陈年旧报中发现了祖父之死的惊人秘密——他是被祖母枪杀的！1919年1月23日晚，奥斯特的祖母安娜·奥斯特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家中，杀害了奥斯特的祖父哈里·奥斯特。起因是安娜·奥斯特发现祖父与一名名叫“芬尼”的女子有染，而痛感自身的孤独使然。

奥斯特写道：“我从头到尾读过十几遍关于谋杀的文章。它们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力量在我周围隐约呈现，以与梦境同样的方式扭曲现实。因为宣告谋杀的巨大标题令世界上发生在那天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渺小，它们赋予这事件某种自我主义式的重要性，就和发生在我们私人生活中的那些事一样。这几乎就像被某种无法诉说的恐惧所困的孩子的画作：最重要的事情总是最大的事情。透视法消失了，让位于比例——而比例并非由眼睛、而是由心灵的要求决定的。我把这些文章当作历史来读。但也作为我自身躯壳的内墙上发现的洞穴绘图。”

在这巨大的家族秘密背后，是奥斯特的两代父辈以自身的生活描绘的孤独图景——奥斯特将之归纳为“一个人孤独地在一所房子里”这一贝克特式的意象。在《纽约三部曲》中的《闭锁的房间》及小说《神谕之夜》里，这个代表孤独的意象曾数次出现。

1979年1月，在他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奥斯特与作家Lydia Davis的婚姻崩溃了。他搬进了童年时曾经居住的、在中央公园南侧和哥伦布圆环的转角处的瓦里克街的房间。在那儿，他开始经历自身的孤独——创作的孤独。

在《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中，奥斯特这样归纳写作的孤独：“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若非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那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

for 上海壹周

去看魔岩三杰的演唱会吗？最近时常有人这样问我。被问了好几遍之后，感觉就好像要被迫对过去表态一样。对啊，当时不是很喜欢么？当时……

当时很遥远。是大一还是大二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们都是摇滚青年。当时我们看音像世界听孙孟晋半夜三更在电台里朗诵诗歌播摇滚乐。当时还没有MP3没有电驴没有Blog只有录音机和磁带。那盘磁带叫《中国火》，封面是一团火，像高温橙色警报下的夏天。张楚、窦唯、何勇，三个粘在一起的名字是继崔健之后中国摇滚乐的标签。他们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们质问为什么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他们说交个女朋友不如养条狗……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荷尔蒙，他们的荷尔蒙提醒着当时我们自身的荷尔蒙。那是需要呐喊的青春，那是青春的呐喊。我们都曾经相信摇滚或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不是么？我们都曾经相信我们会足够大声以至于命运能听见我们的呐喊不是么？我们在寝室里用破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着他们的歌，就好像那时候的生活有一首主题曲似的。

然而时过境迁。然而物是人非。他们销声匿迹了许久，只有偶尔的杂音——谁患了忧郁症，谁和谁离了婚，谁又和谁结了婚但没有钱买奶粉。他们的自身经历每每都在述说着一个呐喊输给时代的故事。在巨大的时代面前，在众声喧哗的世俗生活面前，他们被湮没，被遗忘，被消解。

人不能两次唱同一首歌——当我得知这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即将举行的时候，脑子里不知为何冒出这么一句话。我难以想象这些早已被生活消声吞没的人们如何再度开口，我想即使他们站在台上唱出同样的音符，那也终将是一首不同的歌，因为时代变了，他们变了。唯一可能的情境是：他们重构出一个回忆的现场，令听者在记忆中、在怀旧的氛围里回到过去，但这样的怀旧只是幻觉只是藉着记忆进行的自我欺骗，这样的怀旧是可耻的。

或许我不愿去听这场演唱会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变了。我对朋友说，我的音乐趣味反而变得更幼齿了。当然，并非幼齿到听王心凌王若琳杨丞琳，而只是我不再相信呐喊，不再相信在巨大的命运面前渺小的人类会被听见。我宁愿听My Little Airport，听他们自嘲地唱出生命里微小的苦；宁愿听旺福，听他们白痴地唱出生活中没来由亦无须理由的简单快乐；宁愿听Tizzy Bac，听她们牢骚般唱出日常生活里纠结的没有出路的怨；宁愿听周杰伦或范晓萱，听他们语焉不详地唱着确凿无疑的自己。我更愿意回到地面，听那些更真实的声音，听渺小自我的窃窃私语。至于呐喊，至于理想主义，就让它们留在遥远的记忆里吧，记忆没问题。

for 上海壹周

假如你中了一张一百万欧元的彩票，你的生活将如何改变？几乎人人都曾做过这样的白日梦。对于作家们而言，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或许会发生在十月的某个星期四。当你还在沉睡或嚼着一块牛排时，当你仍在孜孜不倦地写作或在某个海滩度假时，电话来了。“恭喜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呃？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或许会这样说，然而一切就这么来了——梦寐以求的荣誉，比一百万欧元还多一点点的巨额奖金和蜂拥而至的文化版记者……你的生活将变得如何？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你，又将有怎样的遭遇呢？

就好好写下去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一项最不为人所知的共同事实是——长寿。根据统计，从1991年得主南非作家内丁·戈迪默到2007年得主89岁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17年间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至今依然全部在世——不仅仅是活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以内丁·戈迪默为例，去年年底，85岁高龄的她出版了最新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探讨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的又一奇特的社会现象：许多白人千方百计地想在自己的祖先血液里找到黑人的遗迹。1999年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则于去年80大寿之际，推出了自传《剥洋葱》，在书中他自曝当年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以一种诚恳忏悔的态度披露了不为人知的过去。而1998年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则展示了更加丰沛的创作能力，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他在过去十年间一共出版了六本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其已被搬上大银幕的著名小说《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中译本译为《失明症漫记》）的续篇《看见》（Ensaio sobre a Lucidez）。至于2005年得主、今年78岁高龄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虽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戏剧性地摔破额头以至于各大媒体纷纷刊发“受伤拄拐得奖照”，但是近年来他依旧活跃于伦敦舞台，执导了包括50年后重返舞台的《生日派对》等多出戏剧。

倘若我们对同一事实采取另一个诠释角度，我们便不难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年轻化趋势。2004年得主耶利内克得奖时只有62岁，而2006年得主帕慕克只有54岁，这令他们在获奖后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创作新作。耶利内克于2007年出版了长篇《Neid: Privatroman》，而帕慕克除了正在撰写一部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长篇《天真博物馆》之外，亦于2007年出版了《别样的色彩：散文选和一个故事》，将尚未出版的零星读书笔记、访谈、政论等一网打尽。

或许对于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而言，得奖这一事实并不会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多大本质性的影响，相反巨额奖金可以减少他们的市场考量，令他们心无旁骛地“好好写下去”。

迷失在翻译里

不过对于出版界而言，诺贝尔文学奖则是另一回事——从出版界的角度看，诺奖揭晓倒真真切切有几分彩票开奖的味道：假如你手握得奖作家的版权，便可以使销量获得大幅提升，其潜在利益不言而喻。但恰恰是这样的背景，使诺奖得主的翻译作品陷入了粗制滥造的怪圈。

2004年，当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出人意料地得奖之后，中国的翻译出版陷入了一片混乱：多家出版社分一杯羹的结果是，人人都想在第一时间搞出译作，以便在诺奖效应犹在之时打入市场。于是，耶利内克艰深晦涩充满文字游戏的德语变成了不知所云教人不忍卒读的中译本。2004年12月，十月文艺出版《钢琴教师》；2005年1月，长江文艺一口气出了《贪婪》、《啊，荒野！》、《情欲》， 上海译文出版《死亡与少女》……这些神速的中译本令本来就难懂的耶利内克彻底迷失在了翻译里。

不过对于耶利内克而言，其翻译的困难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耶利内克的英译本同样在英国翻译界引起轩然大波。6月5日刚刚出版的《伦敦书评》刊发了评论文章《重见天日》（Up from Cellar），对《贪婪》的英译本作了一番评头论足。文中称：“虽然情节变态，但《贪婪》不算丑陋。实际上，一旦人们对此习惯了，它会产生奇特的、难以忘怀的愉悦感。但这仅仅适用于阅读德文。语调、语序的经常变化、通过文字游戏及一语双关导致的意义的流动，频繁的对于其它德语文本的指涉，以及成语的运用使《贪婪》的翻译障碍难以逾越。”

除了文本本身的难度外，文章还指出，耶利内克曾翻译过美国文坛隐士托马斯·品钦极晦涩的名作《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相反，英美作家却很少翻译其它语种的文学。或许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功效，便是在这座语言的巴别塔下，令人反思主流语种对于非主流语种的霸权。而对于小语种的获奖者而言，这是他们向全世界发声的契机，尽管他们的声音被翻译得不甚准确。

无孔不入的政治

瑞典文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组织，也独立于任何政治和社会集团。每个院士有自己的道义倾向和政治立场，但文学院作为整体一直避免形成干预政治的倾向。但无孔不入的政治因素依然成为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饱受争议的主要原因，而诺贝尔得主们获奖后的遭遇同样耐人寻味。

1997年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获奖后，梵蒂冈的报纸讽刺说：“把诺贝尔奖授给一个江湖艺人是没有头脑的选择。”然而，这位美国曾拒绝颁发签证的作家依旧积极参加政治活动，2006年他参加了米兰市长竞选，不过并未成功。无独有偶，2006年得主、近期来访中国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充满了政治争议。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瑞士杂志《Das Magazin》采访时说：“（1915-1917年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曾在这片土地上被杀，而没有人敢谈论。”2005年6月，土耳其按新的刑法典第301条，以损害国家名誉罪提出追溯起诉。但迫于欧盟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土耳其司法部于2006年1月22日撤消了诉讼。但就在同年1月19日，同样谈论过此事的土耳其著名记者赫兰特·丁克在报社门口遭到枪杀，帕慕克的安全问题一下子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2月1日，帕慕克从银行户头上提走40万美元飞往美国。就在人们差点将之归为“流亡作家”之时，他却出席嘠纳电影节，并发表评论说：“在土耳其，很多人对我有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需要精力，但我们不能在那上面彷徨太久。”——或许正如帕慕克所言，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更广义地说，文学）的“去政治化”之路还很漫长，但对于有志作家，不在这上面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就好。

for timeout Shanghai

塑料袋，上海人称之为马甲袋。叫伊马甲袋，直观的解释当然是形似马甲，而较后现代、较哲学的解释或许是——它是如此无处不在，简直就像一个个袋子的马甲们——在这个复制时代，这或许是更加与时俱进的说法。

塑料袋的危害性绝不止套在头上可引起窒息那么简单——随便Google一下你就能明白，塑料袋和环保问题息息相关。高考选化学的学生一定背得出塑料的成分：它可能是聚乙烯，可能是聚丙烯，还有可能是聚氯乙烯；但无论哪种烯，它们的共同点是：固执，固执到即使惨遭遗弃变成垃圾之后仍然一根筋地想留下全尸而不愿分解。对的，人们当然可以焚烧之，但焚烧只是把一种污染变成另一种，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那么根本的解决之道呢？少用它，或者不用它！要人们少用塑料袋，自然不是居委会主任拿个高音喇叭走街串巷地广而告之一番便能有成效的事，尤其当塑料袋是那么有用而便利的东西，它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部分，看看超市收银员蘸上少许水份、顺利黏开塑料袋口子的那个熟练动作吧，那差不多已经是某种无意识，除非爱贪小便宜的老阿姨坚持要在一袋酱油外套上两个塑料袋时才会招致反对吧。

所以，还是要听老谋深算的经济学家们的解决方案。他们说，要人们少用塑料袋就必须提高使用塑料袋的成本。2002年，爱尔兰开始对每个塑料袋征收15便士的税项，结果塑料袋的使用量骤减95%。而这次国务院办公厅所发的“限塑令”中，也明确指出“6月1日起，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换而言之，就是要人们明明白白地意识到塑料袋的成本——不仅是产品的制造成本，而且包含了环保成本以及假如你偏偏要使用塑料袋便会引致的道德成本——就如Anna Lappé的名言所说：“每一次你花钱，你都是在为你想要的那个世界投上一票。”

俗话说得好，上帝赌死门的时候，会鼓励你跳窗。发明了著名的“六顶思考帽”的Edward de Bono博士也有类似的说法：“你如何阻止某人从A点到B点呢？你只需要创建一个吸引人的C点。”——所以，要鼓励人们少用塑料袋，同样需要创建那个“吸引人的C点”，要找到最吸引人的、塑料袋的替代品。即使在很严肃的国办发〔2007〕72号文件里，也有提及替代品的方案：“提倡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重复使用耐用型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引导企业简化商品包装，积极选用绿色、环保的包装袋，鼓励企业及社会力量免费为群众提供布袋子等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共同营造节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的良好氛围。”——布袋子、菜篮子和耐用型购物袋当然是很实用的替代选择，但它们足够吸引人么？文件里最吸引人的“免费”一词真的能付诸实施么？

洞悉人性的设计师Anya Hindmarch给出了一个超乎常理的另类解决方案——有时候，昂贵和免费一样吸引人。2007年，她设计的每个5英镑的“I’m Not A Plastic Bag”手提包，以四种不同颜色的限量版引来近10万名顾客登记购买，成为将环保概念纳入时尚的置入性行销的经典案例。

而艺术家们的答案是——只要布袋够艺术，那么人们便会愿意去买它。上海当代艺术馆曾在年初举办了一次“环保×设计”——300位日本设计师作品展，展览会上活跃于日本最前线的300位设计师将环保意识与创意结合，并融入包袱布、扇子等这类日本传统的日常用品中。据说就在开幕酒会上，便有一个布袋遭窃，事后通过监控录像才被发现。试想假如布袋子都能美到教人犯罪的地步，那么谁还会想用塑料袋呢？而Blogbus网站近日与触动传媒共同举办的“环保袋设计征集”活动则将艺术创作推广到大众的领域，活动鼓励网友们自行设计凸现时尚的购物布袋，以创意增强大众减少白色污染的环保意识。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生态学教授William Rees曾说：“我们并没有生态危机。是生态圈有人态危机。”或许限塑令只是解决这白色污染造成的人态危机的小小一步，人类和环境的和解之路还很长。

for Timeout Shanghai (杂志版略有不同)

有一个关于母亲节的、你或许并未意识到的事实：虽然感谢母亲的意愿并无二致，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们，是在各不相同的日子，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欢度他们各自连起源都各不相同的母亲节的。

根据学院派人士的说法，母亲节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西布莉(Cybele)女神的节日。西布莉是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是众神之母。人们会在春分时举行庆典，祭祀这位女神。后来古罗马人也跟风庆祝起来，时间是每年3月15日至3月18日。传说中，这位女神还有一位私人助理可丽本(Corybante)，这可丽本总是手持火把，且舞且唱，追随女神翻山越岭，按现时的标准，堪称女神的超级驴友，她的名字“可丽本”后来成了“节日”的代名词。

一般认为，现代母亲节起源于美国，但它的初衷却是把女人组织起来反对战争。1870年，社会活动家Julia Ward Howe发表了《母亲节宣言》，倡议成立支持和平的“母亲和平节”，但却未能得到官方认同。1907年，著名孝女Anna Jarvis提议，应该设立一个节日纪念平日默默无闻奉献的母亲们。1908年，母亲节率先在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州实施；1913年，美国国会确定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法定母亲节，并规定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悬挂国旗，以示对母亲的尊敬；而Anna Jarvis的母亲生前最爱的康乃馨也成了母亲节的象征。

在英国和爱尔兰，母亲节则较多地染上了宗教色彩。根据十六世纪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人们每年会在选定的日子在教堂与母亲会面，对于常年在外的子女而言，那个日子便是每年一次与母亲团聚的日子。一些历史学家考证说：每到这一天，师傅们会给年轻的学徒们放假，以便他们赴教堂与母亲见面。当然，如今在英国，母亲节已经世俗化，惟有时间仍带有宗教色彩：大斋节的第四个星期天，也就是复活节星期天之前的三周。

在世界其它地区，母亲节是一个从西方文明复制粘贴而来的概念。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非洲国家沿袭了英式传统；而在东南亚和中国，母亲节则与美国文化的传播更有渊源，定在五月的第二个周日。虽然母亲节不是一个法定假日，但仍有众多年轻人会在那一天请母亲饮茶(尤其在港澳地区)或向母亲赠送礼物，以表达感恩之心。

于是，母亲节该送什么礼物给母亲，一直是所有孝子孝女们的难题。买一个GUCCI或Chloe送给老妈再把价钱少报几个零诚然是孝心之一种，但请考虑这样的风险：不明就里的老妈爱不释手之余，又很大方地掏出数张反正炒股也会输光的人民币，对你说，帮我再买两个，好送送人……

按照那些买几百退一百的百货店推荐也不是上策，谁知道那些店铺有没有把滞销了一年的存货偷偷擦干净贴上母亲节礼物的标签呢？所以说，答案很简单——不如投其所好，对不同的妈妈自然应该有不同的母亲节解决方案。

时髦妈妈

时髦不等于要挥霍。可以带时髦妈妈去恒隆window shopping，再步行去巨鹿路、长乐路和新乐路去乐三乐，谁说那儿只属于年轻人呢？每个妈妈都年轻过，就给时髦妈妈买一件偏嫩的衣服又如何？就算穿不了几次，就算妈妈说“年纪介大了哪能好意思穿出去”，也义无反顾地买下，就当买个回忆中的青春也好。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去人民公园里的MOCA看看名字很难读的菲拉格慕展，既时髦又艺术。

文艺妈妈

先偷偷去文艺妈妈的blog匿名留个肉麻的言，再在电饭煲或者冰箱里藏一张别致的母亲节卡片吧——文艺妈妈应该会中意文艺一些的庆祝。去静安寺边刚刚开幕的鲲鲤国际影廊看个摄影展是不错的选择，展览名为“此时此地”，来年文艺妈妈说不定还会记起。晚上不如去看场电影，即使DVD堆得看不掉，电影总是无可替代的娱乐。

自然妈妈

要讨好热爱花花草草的自然妈妈，快去上海植物园看花展吧。母亲节当天会有植物专家康喜信在热带植物馆附近讲解芍药，并将结合展览温室北侧的容器园艺对庭院绿化和家庭绿化等进行介绍。回家路上去花市兜一圈，捧一把康乃馨回家，满室芬芳的母亲节会令人愉悦。

劳碌妈妈

亲手为劳碌妈妈烧一餐晚饭当然是个好主意，不过，假如你并不懂厨艺，还是不要浪费妈妈亲手从菜场采购来的新鲜食材了吧。不如谦虚向劳碌妈妈讨教一下厨艺，妈妈一定会悉心指导的，因为对于劳碌妈妈而言，休憩或许不是最高的奖赏，她的劳碌有人认同或许更加重要。饭后心安理得地让爸爸去洗碗吧，顺便告诉他，父亲节不远了。

读渡口的年度榜单，就像重温在渡口遇见的人，这时候，人是书的tag。反过来一样成立，书又何尝不是我们的tag。西谚云：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此“食”又何尝不是精神食粮呢？读《幻影书》，我们是在真实和虚幻的暧昧界限边游走的人；读《设计中的设计》，我们是无印良品爱好者； 读《一个人住第5年》，我们是宅男和干物女；读《小时候》，我们热爱回忆抑或童心未泯；读《你的萨宾娜，我的卡夫卡》， 我们留恋光影魔术决定性瞬间；读《伊斯坦布尔》和《东方游记》，我们热爱旅行至少爱想象别处……大约如此吧，我们在我们所读的书里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又同时在阅读中改变着自己。

[附] 渡口书店2007年度Top 20

1.《设计中的设计》原研哉/山东人民/2006.11/48.00
2.《一个人的好天气》青山七惠/上海译文/2007.09/15.00
3.《创意市集2 玩心大发》王怡颖/三联书店/2007/28.00
4.《设计东京》吴东龙/山东人民/2007.07/48.00
5.《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上海译文/2006.10/23.00
6.《致女儿书》王朔/人民文学/2007.09/15.00
7.《最好的时光》朱天文/山东画报/2006.11/25.00
8.《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商务印书馆/2007.08/16.00
9.《东方游记》勒·柯布西耶/上海人民/2007.01/15.00
10.《小时候》桑格格/新星/2007.05/28.00
11.《退步集续编》陈丹青/广西师大/2007.04/36.00
12.《伊斯坦布尔》奥尔罕·帕慕克/上海人民/2007.04/29.00
13.《势利》艾本斯坦/社科文献/2007.05/28.00
14.《窥视工作间》妹尾河童/三联/2007.05/21.00
15.《一个人住第5年》高木直子/陕西师大/2007/20.00
16.《设计，不安于室》林桂岚/三联/2007.03/32.00
17.《我的千岁寒》王朔/作家/2007.03/28.00
18.《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上海人民/2006.05/25.00
19.《你的萨宾娜，我的卡夫卡》BY工作室/华师大/2007.09/78.00
20.《幻影书》保罗·奥斯特/浙江文艺/2007.08/26.00

for 周末画报

招牌表情：
表情一：警惕
斜视，对身外的一切保持警觉。
表情二：孤独
恍惚在自我的一方天地。
表情三：敌意
手握小小武器，抵抗拿着更大武器的大人们。

招牌语言：
I don’t mind, if you forget me. （我不介意，如果你忘了我）

创造者：
奈良美智

大眼，大头，小人。略略上扬、不怀好意的眼神。眼皮摇摇欲坠，眼尾上翘，像刚从一个不明所以的梦中莫名醒来，或者恰恰相反：如同对这世界已然厌倦，而将要睡去。有时，小人儿手里拿着小刀或锯子，甚至有时头上还绑着绷带或插着一根流血的铁钉，好似微缩朋克青年的样子……这便是奈良美智的招牌小人儿。总在空荡荡的纯色调背景前，总是一个人。一切如此简单，但这简单带着十足的欺骗性：它教人不安，它几乎要接近人们心目中可爱孩童的标准形象时，却以那种对他人警惕的眼神、那仿佛无来由的孤独感和那涨满了倦怠的浅浅敌意，令孩童式的天真形象瞬间迷失。

“即使我试图画一些别样的东西，最后画出来的也总是这样。”奈良美智说道。对于他，绘画与其说是一种创作，不如说是另一种来自童年或日常经验的神秘语言，藉以表达他的心理图景。他的绘画有种快照似的特质，好像仅仅在描绘一瞬间。那固定的瞬间又具有多义性，就好像某种复杂情绪，难以名之，唯有靠这小人儿来表达。他曾说起过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一名观众偷偷在他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我非常清楚你表达的东西！我理解你。奈良美智说：“也许他们比我更懂得我的作品。”

奈良美智，射手座，1959年生于日本。他先后就读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和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后赴德国杜塞尔多夫留学。他的作品既有60年代日本动漫的影子，又深受西方波普文化、摇滚乐和朋克精神的影响。从插画开始，他逐步发展出以小人头像为主的独特画风，九十年代后开始创作大型立体雕塑。1984年迄今，奈良美智已举办了40多场个展，其作品不但被纽约现代艺术馆和洛杉矶当代艺术馆等收藏，明信片、T恤衫、图文写真书等衍生产品亦销量不俗，这大概是人们从他的恶童形象中看见了自己，获得了共鸣的缘故吧。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一天，被视为诺奖风向标的立博网把菲利浦·罗斯的赔率调整为7/2，一度令手握翻译版权的出版社们心跳加速。立博更不乏幽默感：证据是J.K. Rowling被加了进来，赔率100/1。“尽管如此”，著名文学博客Literary Saloon评论道，“把注下在罗琳身上无异于把钱直接扔掉。”

的确如此。就算人们弄不清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比赛的是什么，他们也会明白那肯定不是销量。可能是政治演讲稿比赛，可能是高龄作家比赛，可能是往届落选者安慰赛，也可能是“我就选一个默默无闻小作家看你猜不猜得到”比赛……但一定不是销量赛。或者更准确的说，销量冠军肯定得不到诺贝尔，不然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们岂不是在推介宜家？

可惜单单排除销量冠军并没有令选出一个文学冠军这件事更为简单。这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年代，文学领域亦不例外，要在各种文学文体、派别、风格里，在各个国家、各种语言的作家中选出一个冠军，差不多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就像奥运会只设一块金牌，你说究竟应该颁给刘翔、菲尔普斯还是莎拉波娃？

除非像网球选手那样建立了一个公允的积分制度——每本书的得分要综合考虑权威媒体的书评及销量，重版或翻译要设定不同的权数，除非把作家们分为不同的类别——诺贝尔诗人奖，小说作家奖、非小说作家奖，除非干脆按年龄——八十岁以上组、六零七零组、四零五零组，除非像布克奖那样有透明的遴选制度、长名单和短名单；要不然，诺奖就只好麻烦如我们这些“倒果为因”的马后炮分析师，在每年初秋的那个周四夜晚，咀嚼那个刚从一遍遍刷新的网络上突然冒出的名字了。

可即使如此，马后炮分析师也未必轻松。比如这多丽斯·莱辛。抖掉名字上的那层灰，我们隐约想起读过她的几本书：《又来了，爱情》？唔对。《野草在唱歌》？会不会是“歌唱”？还有《金色笔记》？我们隐约记得那时的阅读体验，她写殖民社会、写女性、写深层心理……的确写得好。但这足以得诺贝尔了么？每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总不免回到文学奖的终极问题：好文学的标准在哪里？在Google的16万7千个答案里有标准答案么？诺贝尔本人的答案是：“富有理想的倾向”。我们能怪他说得太抽象么？

就算抛开这些疑问，当我重新把目光投向“多丽斯·莱辛”这个名字，当我重新翻开她的书，读着“人们相互之间都可以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我从她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中看到了那些故人的影子：柯莱特、左拉、契柯夫……这时候，我开始觉得：选多丽斯·莱辛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在网络时代选出了一个书法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