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周末画报

在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Orpheus的眼中，alien（外星人）与alienation（疏离）的关系决不止于词源上的接近那么简单。在这本薄薄的小书《外星童话》里，外星人成了疏离的绝好隐喻。作者将我们带入了古怪、异质、奇妙的外星球，令人想起《小王子》或卡夫卡式的寓言；然而这些故事既没有说教的意味，也没有卡夫卡的深度，而是带着科学式的好奇，把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实投入想象力的实验室，以达成“陌生化”的奇异效果。在一个个外星球上，本来被遮蔽的东西显现了，本来微小的细节被放大了，本来抽象的东西被具体化了，本来枯燥乏味的现实摇身一变为妙趣横生的外星童话。

当星球小得只适合一个人居住，当人们“以话语和话语之间沉默的空隙来捕捉对方的语意”，当人们相信“第一次看见的奇观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当星球还要加上“时间”这个维度，当电脑网络遍布星球、人们的记忆只能维持三秒钟，当人们都住在街上、房屋都是为街道而建，当人们更喜欢透过大自然表达心情和思想……这些既光怪陆离又妙趣横生的“实验场景”会令读者陷入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又仿佛似曾相识的恍惚，就好像思想在阅读的瞬间开始与身处其中的这个星球若即若离。书页上出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外星童话”，它们唤起的却是对于此星的感受，但它们显然又和此星球上的一切迥然不同，因为作者是用局外人的疏离而单纯的眼光重新关照此星、亦即这个俗世的。正由于此，这个俗世开始或荒诞或有趣起来，理所当然的一切在新鲜眼光的关照下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美，一种陌生化了的趣味。一如作者所言，“不属于剧本的台词也滔滔不绝地从我口中宣泄而出”。或许这就是《外星童话》的魅力所在。

不过，这样的写作难免会有概念化的嫌疑。一段段小故事里的假设明显有着“概念先行”的痕迹，略嫌突兀的哲学痕迹并没能完全整合进文学叙事中。而作者过分简约的叙事并未像书中的诸多留白一样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有时，它们更像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梗概，一个个意念的浓汁。读这些外星童话诚然是轻松的阅读体验，但它们总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就好像书中的少女总来不及凝视，而急于飞向宇宙的深处，寻找下一个无人探访的星球。

《外星童话》
奥非斯（Orpheus）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定价:25元

for 南都周刊

《工厂女工》（Factory Girls）
作者：Leslie T. Chang
出版社：Spiegel & Grau (2008年10月7日)
定价：USD26

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一亿三千万人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作者从东莞工业城几名年轻女工的生活出发，考察了这股移民潮，以及“身为中国人的负担”。她们西西弗斯式的、再造自我的努力既饶有趣味又感人至深，她们中最有野心的那些通过贩卖健康产品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随后又陷入了美国食品原料巨头的咒语之中。一位女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可以普通，但我们一定不能庸俗。”即使有时略显离题，但作者优雅的行文和对于细节的敏感弥补了这点。《工厂女工》真切地描绘了这片陌生的、被隐藏的土地，“一个持续运转的宇宙”。

本书作者Leslie T. Chang是一位美籍华人，她曾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而她的祖先同样也是移民。作者巧妙地把自身“越界”经历编织进她的叙事之中，使全书增添了个人风味。另外，作者也将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作为其考察的语境，认为这些工厂女工的奋斗故事彰显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

for 南都周刊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今年已86岁高龄，《被中断的死》是其得奖后的第五部长篇。与其成名作《失明症漫记》和上一本《看见》一样，萨拉马戈又一次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除夕午夜，在一个有千万居民的无名国度里，死神决定与人类停战，以便让人们知道永生的滋味。

起初，人们自然欣喜若狂，以为这在“所有可能世界里绝对是最好的。”但另一方面，这又在政客、宗教领导人、殡葬业者和医生之间引起了惶恐……死神被萨拉马戈处理为一个拟人化的女性角色，她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公寓里，对自己的这场人间实验思忖良久：假如不再有人死去，一切将会怎样？假如她自己，有一个小写d的死神，成为人类、堕入爱河，一切又将会如何？

著名书评人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评论道：“《被中断的死》在假设的情境下有效地演进，并迅速地对乌托邦是否值得向往、对天堂的可能性、对宗教存在的真正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理论化的和形而上的问题。”

若泽·萨拉马戈曾说：“我的每一本书都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澄清一个疑问，厘清一种想法，表明我是如何在这个世界存立的，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抑或我是如何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解的。”——以这个寓言味道甚浓的故事，萨拉马戈无疑又一次做到了。

《Death with Interruptions》 (被中断的死)
José Saramago著, Margaret Jull Costa译
出版社：Harcourt (2008年10月6日)
定价：$24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选译自《巴黎评论》（2008年秋季号）

1980年，当玛里琳·鲁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出版处女作《管家》时，她在文学圈内还默默无名。《纽约时报》上Anatole Broyard的一篇书评认为该书值得注意。“这就好像，通过写作此书，她超越了平庸的人类状况，达成了一种嬗变。”20多年后的2004年，她出版了第二本小说《基列家书》，获得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和普列策小说奖。今年秋天，她的第三本小说《家》，又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巴黎评论》（第186期）的“小说的艺术”专栏对玛里琳·鲁宾逊进行了专访。在谈及成名作《管家》时，她说：“当我读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美国文学，这意味着我浸淫在大量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中。从爱默生开始，我对美国作家使用隐喻式语言的方式颇感兴趣。当我读博士时，我开始把这些隐喻写下来，只是为了感受以那种叙事声音写作的感觉。当我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我通读了这堆隐喻，并发现它们以一种我未曾料想的方式连贯了起来。我觉得我可以创造一些有更多含义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管家》，这些人物对我变得重要。（……）在发展每个人物的时候，有某种情感的纠缠。我感兴趣的人物是那些好像以我自己的思维提问的人。”

关于《基列家书》，玛里琳说道：“那年圣诞，我在普罗文斯镇的美术中心。有些学生邀请我参加一个读书会。我在镇上阳光最灿烂的酒店里预定了一些房间，以便我那些当时还没结婚的儿子们前来与我共渡圣诞。但他们耽搁了，我单独在旅馆房间里呆了几天，艾米莉·狄金森式的阳光晒进来，而大海在远处咆哮。于是我开始思考这种情形和声音，开始像写系列小说那样写作。”

在谈到新作《家》借用了《基列家书》的一些人物时，玛里琳说：“当我写完一部小说或一个故事时，我想念我的人物们——我有那么点失去亲人的感觉。写完《基列家书》后，我想如果这些人物在我心里感觉如此强烈，那为什么不写他们呢？我感觉这些人物在埃姆斯的故事里并未被完全实现。然后我会保证年代正确，有些在第一本书里出现的句子会在第二本书中再现。但我希望《家》是一本独立的书。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续集。我希望读者可以选择先看两本书中的任何一本。”

for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对于欧美文坛而言，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各大文学奖项纷纷颁出或公布决选名单，甚为热闹。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勒克莱齐奥后五天，英语小说界极具权威性的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揭晓。布克奖是为英联邦国家及爱尔兰的年度最佳小说而设的，至今已有40年历史，冠军奖金为5万英磅。今年的得奖作品是1974年出生的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的处女作《白虎》（The White Tiger）。Aravind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白虎》讲述的是一个追寻自由的故事，以及追寻那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印度底层阶级的成员——他是数以百万在经济快速繁荣过程中被忽略的印度穷人之一。小说试图赋予这些人一种文学声音。穷人一直在我们这时代的叙事之外。” 《纽约客》杂志认为作者“传达的信息既不微妙，也不新颖，但叙事者吸引人的嘲讽口气和对社会秩序的精准观察不但令人赞赏，而且教人不安。”曼布克奖近年屡屡将奖项颁给文学新秀，今年更在短名单阶段便将萨尔曼·拉什迪的《佛罗伦萨的女巫》排除在外，使前布克奖评委John Sutherland成为了文坛八卦的焦点，因为他曾在《金融时报》上扬言：“假如《佛罗伦萨的女巫》赢不了布克奖，我就用咖喱把试读本煮了吃。”

即使欧元不断贬值，奖金额高达601,000欧元的西班牙“行星文学奖”（Premio Planeta）依旧是全世界单本作品奖金最多的文学奖。今年的得奖作品是西班牙作家和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的侦探小说《好运手足情》（La hermandad de la buena suerte）——小说讲述的是某富豪雇人寻找一位在赛马比赛前离奇失踪的骑士的故事。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费尔南多·萨瓦特一度在政治上相当活跃，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巴斯克分离主义的暴力活动，不过他在颁奖仪式上坦言：“我对自己厌倦了，我不想再谈论政治和民族主义了。”

而今年最厚的得奖小说，是长达973页的德国书奖（Deutscher　Buchpreis）获奖小说《塔》（Der Turm）。这是1968年出生的乌韦·特尔坎普（Uwe Tellkamp）的第三部小说，故事背景设置在1980年代的德累斯顿——当时那儿仍是民主德国的一部分。小说一直写到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标题中的“塔”是指德累斯顿的一个区域，故事中的大部分人物都住在那里。颇有自传色彩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和乌韦·特尔坎普一样，是个渴望学医的高中生，而其父亲在出版社工作。小说以史诗般的视角讲述了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历史嬗变中的悲欢故事。

第59届美国国家图书奖也在本月公布了决选名单。其中小说部分共有271部作品参选，最终入围决选名单的作品包括：曾以《管家》获得笔会/海明威文学奖的Marilynne Robinson的新作《家》，波斯尼亚作家Aleksandar Hemon的《拉扎勒斯计划》，洛杉矶专栏作家Rachel Kushner的《来自古巴的电报》，自然学家和小说家Peter Matthiessen的《影子国度》和Salvatore Scibona的《结局》等。颁奖仪式将于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将于11月10日同时揭晓的法国文学龚古尔奖和勒诺多奖亦分别公布了进入第二轮的名单。有趣的是，只有一本小说同时出现在这两份榜单上——Seuil出版的Olivier Rolin的《猎狮者》（Un chasseur de lions）。Gallimard出版社有三本小说同时入围龚古尔，包括ARTE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作家Alain Jaubert的《庞贝之夜》（Une nuit à Pompéi）；而勒诺多奖的名单最显著的特点是——竟然没有一名女作者。

沸沸扬扬的颁奖新闻之外，十月欧美文坛最爆炸的新闻莫过于“昆德拉告密事件”了。捷克杂志《关注》（Respekt）近日刊登了年轻的历史学家Adam Hradilek的文章，讲述了他从一份1950年代的陈旧档案文件中找到了米兰·昆德拉告密的证据。文中写道：“米兰·昆德拉总是小心地隐藏他的足迹。过去25年来，他很少接受采访。他回国时总是隐姓埋名，住在宾馆。他曾要求在捷克的朋友们保持沉默，因此即使他们也不愿向记者讲述昆德拉是怎样的人。如今关于这位捷克最著名的作家的一段阴暗而错综的故事偶然浮现。这表明，对于他的隐居，或许别有缘由。”文章指出，昆德拉当年告发了一位为美英情报部门服务的军人德佛哈塞克，导致其在狱中度过了14年。昆德拉对此立即加以否认，他在破例接受捷克报纸《CTK》的采访时说：“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也未曾预料到，在昨天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件事不是真的。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相比之下，君特·格拉斯显然已经从《剥洋葱》引发的“党卫军事件”的阴影中走出，近日在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他介绍了其回忆录第二部分的情况：“虽然是自传性写作，但以讲故事的方式完成。第一部分《剥洋葱》有关我的青春，那时我还是个不知名的作家，这一时期的终点是1959年，那年我出版了《铁皮鼓》。现在我从1960年写起。我不想谈论我自己的作品，我对我的孩子们——我有许多孩子，八个——如何看待他们的父亲和他的老式打字机感兴趣。”而在论及过去的时候，他机智地说：“你无法与过去和解。但，并不是只有德国人才有过去。”

出版业方面，关于勒克莱齐奥商业价值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倒是法兰克福书展上关于已故智利作家罗伯托·博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版权之争很是热闹。去年，博拉尼奥凭借《荒野侦探》红遍欧美文坛，甚至入围了一向排外的《纽约时报》年终十大。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他新近被发现的、未曾出版的小说《第三帝国》（El Tercer Reich）自然就成了诸多出版社的目标。与此同时，博拉尼奥的诗集《浪漫的狗》和重量级小说代表作《2666》都将于近日在英美出版。

(updated)

延伸阅读：是否有個全新的昆德拉？

for 上海壹周

Q：您的作品经常被描述为神秘主义的、哲学的、甚至是生态学的！你自己是否认同这些描述？
A：很难描述你自己所做的事。如果我不得不评价我的书，我会说它们是最像我的东西。换言之，对我而言，写作与其说是表达思想，不如说在表达“我是什么”以及“我相信什么”。当我写作时，我主要试图把我与每一天的关系转化成事件。我们生活在一个纷扰的时代，每天都要接受大量思想和图像的轰炸。如今，文学的角色或许就是回应这种混沌。

Q：文学能否影响这种混沌，使其发生转变？
A：我们不再能像在萨特时代那样假定，小说可以改变世界。如今，作家们只能记录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当你阅读萨特、加缪、多斯·帕索斯或斯坦贝克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些伟大的、敬业的作家对于人类的未来、对于写作的力量有着无限自信。我记得当我18岁时，我在《快报》上读到萨特、加缪和莫里亚克的社论。这些随笔向我们指明出路。如今谁还能相信报纸上的一篇社论能帮助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当代文学是一种绝望的文学。

Q：您的小说也有自传性的一面。您是否感觉自己正成为自身历史档案和自己生活经历的管理员？
A：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史蒂文森和乔伊斯。他们从自己早年的生活中掘取灵感。通过写作，他们再度经历了过去，并试图理解“为什么”和“怎么会”。当你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印象，他并不打算讲述现时的故事，而是在表达他自身之内的一切，所有使他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他忆起街上的细微声响、对话的碎片、在学校受到的体罚，以及那些如执念般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东西。奈保尔也是这样，他使自己的想象回到他童年教育的初期。只有当成功地表达出最初的感觉、最早的经验、最初的思想和失望之时，文学才会强大。

Q：读者常会有一种印象，您的人物总在寻找一个故乡，那个故乡超越了传统的、狭隘的国家概念。萨尔曼·拉什迪曾论及“想象中的故国”，你想象中的故国是怎样的？
A：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离乡者，因为我的家人都是毛里求斯人。我们一代代人都深受毛里求斯的民间传说、食品、神话和文学的影响。这是一种非常混杂的文化，融合了印度、非洲和欧洲文化。而我生于法国，在法国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我长大的时候告诉自己，有那样一个别处是我真正的故乡。有一天，我会去那儿，我会知道那儿是怎样的。所以在法国，我总觉得自己有那么点儿像“局外人”。另一方面，我热爱法语，法语或许是我真正的故国！但把法国看作一个国家，我必须说我很少融入它。

（选译自《Label France》的勒克莱齐奥专访，采访者为法国《文学杂志》的记者Tirthankar Chanda）

for 周末画报

马可·史丹利·佛格（Marco Stanley Fogg）——故事从主人公的名字开始。“马可，当然是代表马可·波罗，首位到访中国的欧洲人；史丹利则是追随李文斯顿足迹深入黑暗非洲之心的美国记者；而佛格指的是菲利亚，三个月内狂奔地球一周的人。”（P7）《月宫》讲述的是主人公马可在生存困境中追寻自身身份的一段旅程，在一次次偶然与巧合的命运流转间，故事在一个家族的三代人之间层层展开，彼此呼应，交错成相互指涉的多重文本。

马可的母亲死于车祸，而他“印象中没有爸爸”。十一岁后，他跟随舅舅维克托生活。十八岁时，马可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舅舅送给他1492本书（这数字恰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份）。两年后，舅舅死于心脏病，马可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起初他卖书为生，“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消失”（P26），最终不得不流落中央公园。“如果大街强迫我用他人待我的方式看待自己，那么公园就给我一个回归内在生命的机会，一种纯粹以内在生活坚持自我的机会。”（P59）父性角色的缺失、与整个世界关系的断裂令马可陷入了自身的孤独，在一场高烧后他被朋友济马和中国女孩吴凯蒂救起。奥斯特写道，爱是“唯一能阻止人坠落的东西”（P52），而性爱则使“内在的高墙戏剧性地瓦解，孤独的中心受到震荡。”（P96）

当马可应征成为托马斯·埃奉的贴身看护后，小说创造出了一层新的维度。起先马可只是为这位盲眼老人朗读书本，讲述大街上的所见所闻；随后老人要求马可为其撰写一份特别的讣告，便开始讲述自己此前的另一身份、画家朱利安·鲍勃的西部冒险故事。奥斯特写道，在那儿“没有世界，没有土地，（……）它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你存在的唯一地方就是你的脑袋。”在西部广袤大地所唤起的内心的存在主义身份焦虑中，埃奉退隐到一个山间洞穴里，以孤独作为慰藉，并努力将之“建造成某种实质的东西，一个不容置疑的据点，以便厘清人生的疆界。”（P181）他打死了三个匪徒，凭着意外之财脱离险境，却因上天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罪与罚落得半身瘫痪的下场，并由此决定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奥斯特把这段故事写得如同好莱坞西部片，骇人听闻又惊心动魄，但他同时也暗示读者叙事的不可靠性以及作寓言解读的可能：“他的叙述在当时具有一种幻想的特质，常常他好像不是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只是在创造一个寓言来解释人生。”（P187）

最后，当这份独特的讣告到了埃奉失落的儿子所罗门手中时，小说开始了第三层叙事——所罗门的故事。在这里，马克的中央公园和埃奉的洞穴在所罗门的庞大肉体中获得了隐喻的回声：“身体越魁伟，他越是把自己深陷其中。鲍勃的目标是独立于人世之外，让自己隐形于自身肉体的庞大里。”（P249）而他在青春期以父亲失踪为主题所作的小说《凯普勒之血》虽然带着半西部半科幻的哗众取宠的笔调，但它不啻是这三层彼此呼应的家族故事的一个回声，也令小说最后揭示的家族真相更合情合理。

《月宫》里马可以家族迷思为动力的、对自身身份的追寻仍以奥斯特一贯的偶然与巧合作为情节演进的驱动力。“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各种偶发事件，（……）将自己放逐到这世界的混乱里，这世界就会向我表露某种秘密的和谐，某种能帮助我看透自我的形态和方式。”（P81）至少在奥斯特精密构建的小说世界里，这些偶然与巧合有情节、叙事甚至名字作相互呼应。如小说主要人物的姓氏或名字里无一例外的都有重叠的字母——佛格（Fogg）、埃奉（Effing）、惠勒（Wheeler）、凯蒂（Kitty）、齐默（Zimmer，且不论在德语里，Zimmer有“房间”之意）……甚至还包括含有“神秘、自身的晦暗、想象、爱情、疯癫、不可及”等多重意象的“月亮”（Moon）：它们是奥斯特式“秘密的和谐”的一部分，以文字的重叠对应叙事的重叠，以符号的回声响应无处不在的机缘巧合。


月宫
保罗·奥斯特著 彭桂玲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for 上海壹周

法国作家菲力普·勒热讷曾在《自传契约》一书中说：“自传作者是为了某类读者写作，所以他不仅要和过去进行沟通，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自传的修辞在此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即难以启齿之事和难以表达之事。”李欧梵却藉由电影这一“触媒”，成功地打了个擦边球。《我的观影自传》以作者的观影经历为线索，从台湾新竹的“国民大戏院”，到芝加哥的“克拉克电影院”，到哈佛专映欧洲电影的“布拉陶”，作者将难以启齿和表达的种种，融入回忆里当年观影的苦与乐，在对电影的深刻剖析中关照自己多年来的成长，也把风格各异的多篇影评文章串成一个有机整体，使读者对这位哈佛博士的文化背景和电影趣味多了不少了解。

选择电影作为切入点绝非偶然，电影不但在李欧梵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曾一度成为他逃避现实的地方：“因为我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远离家庭、学校、社会，甚至民族、国家、政府，得以享受个人充分的自由，失落在另一个更丰富也更完美的世界中。”（P4）在李欧梵的哈佛生活最初，这样的“失落”甚至成为了一种救赎，因为这个“银幕上新大陆”会将他带向“更远的世界”。本书最成功的地方便是作者每段独特的人生经历背后，都有一个银幕的大背景作底——如写到七十年代初作者初到普林斯顿大学任助教时研究鲁迅，深陷困境无从落笔时，幸好米高梅的歌舞片《娱乐世界》令其“忘掉现实生活的烦恼与忧愁”。（P12）

而初中时代在新竹小戏院观看1933年首版《金刚》的经历，则令人想起蔡明亮在电影《不散》中营造的怀旧气息：古旧的电影院，黑白银幕前，都是堪称影痴的影迷们。当然，时光也在李欧梵的字里行间流逝，讲究刺激的新版《金刚》转眼已然上映，“对‘文明’的不满，又岂止是一只大猩猩足以代表？即使没有金刚，飞机也会撞上摩天大楼。”（P137）——显然作者并不囿于这光影小世界，他总是藉电影对世界对生活指指点点，这便是李欧梵牌影评的好看之处。

其实剥离自传的因素，单凭李欧梵对电影的理解能力，本书也值得一读。尤其是书中论述的电影范围颇为宽泛，既有旧时代的好莱坞老电影，亦有文艺青年必看的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更对李安、张艺谋等时下的热点导演有精辟的分析。在相当精彩的《三场竹林大战》一文中，作者比较了张彻、李安和张艺谋的三场竹林大战，每每直击要点，看得读者十分爽快。看看李欧梵是如何评论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的吧：“这完全是一种假造出来的浮面美学。”（P152）对，“浮面美学”！其实又何止《十面埋伏》呢。

《我的观影自传》
李欧梵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元

Plaza 66


写了个长长的保罗·奥斯特的《月宫》(Moon Palace)书评，还有不少琐碎的想法未能包括，故记录于此。

(1) 这张照片差不多代表了我对全书的一种印象——与其用文字、不如用照片表达的一种印象。

(2) 全书开头写着：“给诺曼·希夫——以资纪念”。谁是诺曼·希夫(Norman Schiff)呢？原来他就是保罗·奥斯特的继父。就是他，当年为奥斯特介绍了一份在ESSO油轮上当船员的工作。当时奥斯特刚从大学毕业，对将来要做什么相当迷惘，而他的继父诺曼·希夫正好是一名工会律师，ESSO的海员工会又碰巧是他的客户，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奥斯特当了六个月的船员。他曾在传记中提及生父对这段经历的不解：“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是个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说糟糕不够准确的话，至少是令人失望，我是混乱和伤感的源头。对他而言，制造出一个诗人儿子毫无意义。他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的年轻人毕业后要找一份在墨西哥海峡的油轮上当海员的工作，随后又无缘无故地跑去巴黎，在那儿过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3) 谈及如何观看世界以及文字的力量：“在那之前，我老爱归纳，我注意东西跟东西间的相似而非不同之处。现在我被迫投入一个充满细节的世界，在这场搏斗中，我必须用文字勾勒出具体形象，必须唤起感官数据……”（P123）“世界从眼睛进入身体，但除非能让世界往下延伸到嘴巴，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P124）

(4) 至于喜剧演员撑着虚拟的伞走在虚构的雨中那一幕（P216），则令人联想起多年后《幻影书》里的那个隐形人的短篇。“这是想象力最纯粹的形式：将不存在的事物变成现实的举动，让旁人接受虚幻世界的作为。”（P216）——似乎谈论的，就是写作本身了。

(5) 奥斯特对于旗袍似乎有种obsession。他认为旗袍有一种“情欲深度”。(P237) 在《新京报》最近的一篇采访中奥斯特也谈到自己的中国情结：“事实上我最大的粉丝就是我曾经合作过的导演王颖，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很早以前的一个女朋友也是中国人。以前我们一说中国就觉得很神秘，但现在中国越来越不神秘了。你知道我妻子的姐姐她就能说完美的普通话，她在台湾和香港呆了很多年，非常地了解中国。 ”这里谈到的妻子应该是指Siri Hustvedt而非Lydia Davis，“姐姐”则应是“妹妹”之误吧。

for 上海壹周

1951年，杰克·凯鲁亚克在自传性小说《在路上》中，以大段意识流和相信“最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的“自发性写作”， 描述了一群“垮掉派”成员的西行之旅。7年后，奔四的凯鲁亚克愈加成熟。在《达摩流浪者》一书中，爵士乐、毒品、大麻和性解放变成了更加平和的东方禅宗、日本俳句和性游戏“雅雍”， 凯鲁亚克完成了东方禅宗与垮掉派文学间一次有趣的混搭。

二次大战后，美国进入一个“焦虑的年代”。当政治家们对苏联原子弹和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时候，作家们陷入了内在的心理焦虑。于是，以“空”、“无为”等思想为核心的东方禅宗便成了跨掉派作家们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就是天堂。我一直东张西望，想在世界之外寻找天堂，殊不知这个值得怜惜的可怜世界就是天堂。”（P158）同时，凯鲁亚克亦以东方禅宗作为对抗消费主义的方法。他写道：“想想看，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P106）|

小说以雷·史密斯（原型即杰克·凯鲁亚克本人）的第一人称叙述。真正的主人公则是以诗人加里·斯奈德为原型的贾菲·赖德。其实，倘若把凯鲁亚克的这些文字放在21世纪来读，那么它或许更类似将真名变成化名的博客写作——自然、不矫饰、流水账式、自由随意的……所描述的也是“去戏剧化”的日常事件：诗歌朗诵会、与普琳丝的“雅雍”、公路搭车或扒火车旅行、登马特峰等等；穿插其中的则是一些日常对谈，内容从禅宗到俳句，不一而足，不刻意经营，更似随手记录。

杜鲁门·卡波特曾嗤之以鼻地嘲讽凯鲁亚克“那不是写作；是打字”，而凯鲁亚克显然更愿意“用有如孩子般的清新眼光看世界，而不使用任何文学的技巧或眩人的字句。”（P66），并使用一气呵成的密集长句使整本小说保持着快速的叙事节奏。只可惜或许是受了“自发性写作”的启发，此译本的译者梁永安先生亦自发性地每每将长句化整为零，虽无碍了解“剧情”，但风格的营养却在其间流失，实为憾事。

倒是陆智昌的封面设计可圈可点，除了“Kerouac ‘58”字样的签名外，整个封面不着一字，与书中禅宗之“空”的理念不谋而合。对，文学亦由心生，也是不折不扣的“无物”啊。

《达摩流浪者》
杰克·凯鲁亚克 著
梁永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