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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位名叫Jim Irsay的美国职棒联盟球队老板化了24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卷36.3米长、末断有狗噬咬痕迹的电报纸。他没有疯，因为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垮掉派”文学代表作《在路上》的手稿；虽然那电报纸上，只是密密麻麻的字，没有段落，没有边距，只有一气呵成的大段文字。据说，杰克·凯鲁亚克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完成了这本小说，而小说中描述的旅程，却长达七年。

那还是50年前的事。二次大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焦虑的年代”。当政治家们对苏联原子弹和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时候，作家们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心理焦虑。一些作家开始重新审视那个老问题“我是谁？”，当黑人与犹太作家企图从他们的文化与种族背景中寻求解答的时候，年轻的“垮掉派”作家开始借助于东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

《在路上》是一本自传性的小说，记述了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在世纪中期的美国旅行的故事。《在路上》的文字特点十分鲜明，大段大段的意识流，结合缘自东方禅宗的“自发性写作”的随意和自由。文学创作的守则对凯鲁亚克而言与其它他们乐于打破的陈规并无二致，结构和形式根本不加考虑，语言也毫无雕啄，呈现出一种喷薄爆发般的原生态。杰克·凯鲁亚克曾说：最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但为了出版《在路上》，他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维京出版社的Malcolm Cowley同意出版书稿前进行了数次修改。

《在路上》描述的一群“垮掉派”成员西行的故事无疑可以从象征的层面进行解读。纽约是他们旅途的起点，也是他们要逃离的“非自由”之城。姓“天堂”(Paradise)的萨尔·帕拉迪斯是全书的叙述者，也是凯鲁亚克自称的对反自我。而迪安·莫里亚蒂才是全书的英雄。在全书开头，萨尔说道：“自从狄恩·莫里亚蒂闯入我的世界，你便可以称我的生活是‘在路上’。”于是，一场西行的旅程开始了。读者不难看出，这也是一场在感情上和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旅程。《在路上》维持着密集而迅速的叙事节奏。狄恩首先遇见了卡洛·马科思，他是艾伦·金斯堡的原型；萨尔认为，两者的会面是将要发生的一切之始。在小说开头，迪恩的宗教动机被屡屡提及，人物及其性格常常被标签为“神圣的”，萨尔更是把迪恩称为“这一代人的救世主”。然而当旅程继续，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在1947年的芝加哥，萨尔遇见了爵士乐手查理·帕克和迈尔斯·戴维斯。自由爵士乐与垮掉派成员追求自由的西行形成了有趣的映射。因为beat一词在音乐中便是节拍之意，而凯鲁亚克由此得以抛弃该词“疲惫潦倒”的本意，取其于音乐更为接近的“欢腾”之意，因为对于垮掉的一代而言，他们要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要对抗强大的主流文化新秩序。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无论是垮掉派文学、自由爵士乐还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他们都有同样的诉求。

随后，在去洛杉矶的巴士上，萨尔遇见了特里，一个逃离丈夫的墨西哥人。他们共同相处了十五天，却因“经济因素的介入”不得不分开。西行之路由此渐渐陷入失望，一方面，萨尔开始更多地与下层阶级来往，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用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旅程。毒品、大麻和性解放，生命的幻觉逐渐成了他们抵抗现实的手段。在旅程末尾，他们回到了纽约。

虽然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嗤之以鼻地嘲讽凯鲁亚克“那不是写作；是打字”，但毫无疑问《在路上》仍以极具爆发力的文字，展示了“垮掉的一代”崇尚天性和自由，不断探寻生活之可能性，不断试探社会规范的边界的努力。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垮掉派”的意义不但在于其具有精英意识的反对既定主流文化规则的“自发性写作”的态度，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此后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我很穷，所以我拥有一切。”也许这句《在路上》的名言，是对“垮掉的一代”、是对“垮掉派”文学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