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意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岁月的泡沫》(Boris Vian)




流水甘露:一个人与一座城市


[btr注]一个经编辑修改的版本刊于《他生活His Life》2011年第11期,这里贴出的是未经修改的原版本。

 

当我走进上海威海路上的小实惠餐厅时,孙甘露已经先到了。这一天是周一,他刚从《上海壹周》报社下班,他是《上海壹周》的总策划。每周去上三四天班,周二开选题会,周六签版面,周日和周一休息。孙甘露说这工作最大的好,是使他与这世界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非如那些不问世事的宅作家般,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我们的采访是从神秘的邮箱互文开始的。采访前数日,给孙甘露发采访提纲。几秒钟后收到自动回复:“此邮箱时有故障,烦请将邮件发至邮箱B。”随即将提纲发送至邮箱B。几秒钟后又收到自动回复:“此邮箱时有故障,烦请将邮件发至邮箱A。”——原来,他的两个邮箱互为备用,如某种互文。


 “我的这两个邮箱都被入侵过,”孙甘露解释说,“也不知道是谁,他甚至还盗用了我的MSN和别人聊天。”发生在作家身边的事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让人怀疑虚构世界里的叙事惯性会不会在日常交谈中乘虚而入,令想象与现实杂糅一处。又或者,是作家的神秘感使然:那个躲在文字背后的人究竟是谁,身为一位作家,身为孙甘露,是怎样的感觉?——那位入侵者,莫非也是怀有这样的窥视企图?

老校长的外孙和老革命的儿子

真正了解孙甘露,需要从他的身世说起。他的外公解放前在上海任中学校长,教授国文。他的父亲则是一位老革命,早在十四、五岁时就当了兵。最初在山东野战军,后来跟着陈毅的部队驻扎胶东。去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后,孙甘露的父亲跟随许世友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空四军高炮二师任地勤。解放上海时,他随部队南下,到了上海。1959年7月10日,孙甘露在上海出生。

因为这段身世,孙甘露的童年始终带着革命后代的烙印。他上的幼儿园叫空军第二幼儿园,在余庆路、衡山路口,如今的新衡山电影院边。“那时我父亲的部队在漕河泾。1966年至1967年间,我还住过吴淞的海滨新村,也是部队房。”中学时,孙甘露随父亲的部队住在榆林路,便在附近唐山路上的第五十八中学读书,那所中学还有一段颇具传奇性的往事:“学校的前身叫澄衷中学,据说黄浦江上有个摇船的人叫澄衷,某天有位客人摆渡时一个箱子落入水中,他便帮忙捞取。客人甚为感激,给了他一笔钱,他就用来办了这个学校,还做了些其它实业。澄忠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蔡元培,成立于民国时期,文革后才军事化。”孙甘露的回忆如同鼠标点击后跳出的维基百科词条:我们的交谈充满了这样的超链时刻,或许这就是记忆的原生态,它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的;不是单向度的,而是错综交缠的。

回顾青春岁月时洞悉世事的全知视角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彼时彼刻并不存在。时代的洪流有不由分说的力量,个人常常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抉择。1976年,当孙甘露中学毕业时恰遇“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应该去崇明农场的他决定做一个“社会青年”——即不下乡也不工作。那时他家还在部队里,母亲又身体不好,作为照顾孙甘露了市中区邮政技校,先读两年书再工作。他的妹妹小五岁,因为孙甘露是长子没有下乡。后来粉碎了四人帮,高考恢复,上山下乡也随即取消。

就这样,少了一名下乡的知识分子,多了一个上车姿势潇洒的邮递员。当时的市中邮政技校在外滩中山东一路、九江路口,即如今的外滩十八号所在地。铁门十个人也扛不动,这在当年显得很高级。对孙甘露来说,除了必须要读的政治、“邮政英文”,有些课,比如《世界邮政史》他更感兴趣。毕业后,孙甘露被分到了人民公园边、新昌路口的邮电局。

接下来的邮递员生涯在孙甘露的回忆中总是伴随着一丝兴奋。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最开心的是那种自由,骑上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青春的自由。当时他负责的区域是西藏路-金陵路-成都路-苏州河边的区域。做邮递员让孙甘露体会到这座城市的有趣之处:“城市的有趣,在于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格局,我是说弄堂的格局和房屋的格局,不是说建筑风格,而是马路的宽窄,弄堂与弄堂的关系,弄堂与马路的关系。比如可以穿弄堂啊,各个街道和社区的关系都不同,了解了之后就很好玩,使人对城市有了感性的认识。那时候住房困难,有时送报,门一拉,人就睡在门口,脚在床底下,因为一家人只有这么一间房间。”

如果照孙甘露喜欢的作家奈保尔的写法,接下来这段应该是这样的:他做了十年邮递员。1989年7月,孙甘露成为了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那时距他发表第一部小说、成名作《访问梦境》已有三年。

25年后也不过时的先锋派

“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它的扉页上标明了几处必读的段落和可以略去的部分。它们街灯般地闪亮在昏暗的视野里,不指示方向,但大致勾画了前景。它的迷人之处为众多的建筑以掩饰的方式所加强,一如神话为森林以迷宫似的路径传向年代久远的未来。它的每一页都是一种新建筑。”(《访问梦境》,摘自《我是少年酒坛子》P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与其说这段文字出自25年前的一位上海作家之手,它更像是去年出版的某本法国小说的译文——这么比喻是说,孙甘露的文字既具有先锋性,又具有他乡感。

聊文学的时候,我们已转至静安别墅里的2666图书馆。孙甘露倚在沙发上,喝着一杯过分浓郁的Espresso,讲起他的创作之始:“我最初写作是在1982年至1983年间,曾有朋友将我的小说推荐到《上海文学》,但是别人说看不懂,说你的小说不知道在写点什么,不能用。那时候的主流文学是现实主义的。”

1986年初,上海作协搞青年创作活动,那时的作协党组书记是茹志鹃,即如今的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的母亲,她组织了四十多个青年作家进行三个月的创作活动。他们每周聚在一起讨论,听讲座,偶尔也唱歌、跳舞。三个月的脱产生活,结束后就开始写作。当时,来给青创会开讲座的有李陀、韩少功、批评家吴亮、程德培、许子东等。

孙甘露写完《访问梦境》后把小说发给了《上海文学》的责任编辑张晓敏,后者觉得小说很好,坚持要发,这在当时的作协里引起了争论,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类型的小说。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李陀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临走时,张晓敏去送他,在火车上给了他这篇稿子。李陀很喜欢,评价很高。那时丁玲刚恢复《中国作家》杂志,李陀便将《访问梦境》推荐给他们,就在几乎要下厂印刷时,上海方面得知此事,觉得上海的作家还是要在上海发,就把文章又抽了回来,发在了《上海文学》。孙甘露把一段往事讲得精心动魄后,留了个幽默的结尾,“当时李陀的推荐很关键,不然现在我就在邮政局退休了!”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孙甘露的写作营养主要来自阅读——尤其是苏俄等外国翻译文学。海涅、歌德、别林斯基、雪莱、华兹华斯、车尔尼雪夫斯基、莱蒙托夫,当然也看家里有的四大名著、三言两拍、聊斋等。解放十七年后的那段文学对孙甘露也有很大影响,比如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甚至文革后期所有八个样板戏,他也全部唱得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出版界大量引进国外著作,孙甘露爱上了奈保尔、艾柯和拉什迪。为了表达这种热爱,他举了个奈保尔《半生》里的例子:“小说里讲到一个印度人去英国,在那儿待不下去便跟着个黑人到了非洲,他并不知道非洲是什么样子的。下船后,他说这样的地方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啊。然后换了一行,他写道:‘他在这里住了20年。’厉害啊。这样的写作真高级。”

然而阅读经验与先锋写作间的关系依旧是个谜。也许写作本来就是个难以分析的神秘过程。孙甘露说他的短篇往往在几天内完成,写一个中篇则需要一两周。至于写长篇,则需要冲动,像谈恋爱一样。而这种“恋爱”孙甘露至今只谈过一次,即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写完之后他便没有了写长篇的冲动,像失恋一样。如同体液水平涨得很高,就不正常了,退下来就正常了。“写作就是这样,你不能太激动,又不能太平静,要正好在两者之间。你太平静就什么事都不做了,你太激动也做不了事,像发神经病一样。”时隔20年后,孙甘露正在写他的新长篇《千里江山图》。写的是当代的事,现在已经写了一半。然而像几乎所有作家一样,孙甘露对正在写作的作品守口如瓶。

一部纪录片和一场时装秀

聊至兴起时,孙甘露发现了图书馆角落里放着一台古旧手风琴。“还能弹么?”他询问店员。“可以的,只是有几个键是坏的。”于是孙甘露拉起手风琴来,开始展现他才多艺的一面。坊间流传的段子说,数月前他在巨鹿路上海作协的咖啡厅里以一首钢琴曲征服了美丽老板娘云云。《上海流水》一书中也有数次“某月某日”孙甘露献艺的记载。话题引到了到他的跨界史,这里有两桩事不得不提:一部纪录片和一场时装秀。

那部纪录片叫《此地是他乡》,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组的系列纪录片“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系列之一,旨在以作家写作的私人视角来讲述他的城市。拍摄时间是2002年,孙甘露和其他作家一起去北京开了个策划会。当时央视纪录片部门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北电、北广毕业的,要拍那种像法国新浪潮的作家电影。有些作家写得比较实,但孙甘露觉得经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片子的第一句话是:罗兰·巴特说,我没有传记。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什么个人经历好说的,这个实际上不重要。或者说,你的所谓个人经历实际上是一种修辞。”前后筹备近一年后,电影开拍,最终的结果令孙甘露感觉震撼,他没有想到,当自己的文字变成影像时,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奇异归奇异,孙甘露并没有打算继续他的影像生涯,也不看好有人会将他的小说搬上大银幕。在他看来,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来拍,但现在也不太可能了,他深知没有人会投资来把他先锋式的诗化文字转码成为影像,那等于把钱扔进水里面。拍商业电影的人对他不会有兴趣,有想法的导演就拍自己的想法了。即便解决了钱的问题,孙甘露还觉得摄影很重要,那必须是一个很懂得他的人。

其实,孙甘露真正看重的是经历,有些经验性的东西必须亲历,方能洞悉个中玄机。对于那次“使他在时装界起点很高”(孙甘露笑称这是玩笑语)的爱马仕走秀,也是如此。

在讲述这场秀的前后经过时,孙甘露展示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叙事功力。他首先抛出了一个谜:他说他从不叫别人英文名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爱马仕邀请他去走秀的那位姑娘Jennifer。在这个巨大的问号下面,孙甘露展开了2007年底这场秀的缘起。当年年底,活动组织方找到他,说想请一些作家、建筑师、音乐家等走秀。孙甘露有些吃惊,第一反应是委婉拒之。但Jennifer认为孙甘露的出场不可或缺,发了很多她们在巴黎做的活动照片给他,里面有各个行业的人,不少是一看就长得奇奇怪怪的人。姑娘说只要像平常那样走路就可以了,这消除了孙甘露的戒心。在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孙甘露开始注意饮食,以保持身材。爱马仕方面则量体裁衣,为之订做了一套西装。

孙甘露甚至还记得走秀那天的具体日期,“走秀经历让我有机会从秀的背后来看这件事。本来你看见的是前台;这次我看见了筹备过程、幕后排练,了解了行业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经历。”

但为什么你要叫她Jennifer呢?谜底依旧悬着。原来那位姑娘名叫曹磊——与孙甘露那位次年去世的好友姓名一模一样,只不过两者性别不同。曹磊是孙甘露二十多年的老友,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阅读写作的伙伴,经历了相近的精神成长过程。老友以非常剧烈的方式辞世,令周围的人们十分悲痛,很长一阵,他们经常会提及去世的曹磊,为免误会,才有了前述的小故事。这算是悲伤的插曲。

其实孙甘露的跨界都是“被跨界”。他为人和善真诚,以至于无法拒绝那些因人情而来的邀约。这也多少是他的烦恼之一:除了出任《上海壹周》总策划要占据若干个下午之外,还有各类林林总总的颁奖、对谈、会议要出席,这有点像几年前他在《上海流水》里笔录的生活状态。从流水到甘露需要时间,写作也要沉静的生活。人到中年的孙甘露选择了大隐于市,毕竟一个人无法离开一个城市,即使此地是他乡。

Q&A


Q: 这是你第一个用上海话做的采访,感觉如何?
A:我觉得讲得很舒服。不过你的翻译任务很重,要做成一篇有字幕的采访。我读书是社会的环境,我家里则是讲普通话的,所以一开始我的上海话讲不好,被人家笑话,有种特别的腔调。我是在双语环境下长大的,因此没有口音。假如我要模仿北京人讲话,我可以模仿得很像,只要在北京待一个星期。至于写作的声音,则超出了日常生活,这可能和写作方式也有关,你用上海话写的话,就会比较接近日常的、质感的东西;而我写的东西是日常生活提炼过的,不是高于它,不是完全贴着地面,是比地面略略提起来一点,还是离地面很近。有个例子是黄灿然,他是内地去香港的,他的职业是电讯传译,他的英文相当好,但他说刚去香港时,他觉得香港的景物、路名、商店、地名,一点都不能写进诗歌里。


Q: 你最喜欢上海哪些地方?
A:上钢五厂。小时候在里面玩的,在吴淞。张华浜码头,也在吴淞,现在变成了集装箱码头。外滩、外白渡桥。还有郊区(就是城乡结合部!),都有童年很深的记忆。游泳池,小时候经常去游泳。小时候也在江湾机场玩,有那种退役的飞机玩。


Q: 说起上海的小说家,读者会自然地想起你。你觉得你写的小说上海吗?如何看待小说的地域性?
A: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父亲是农民,解放军部队里过来的。上海与我也不搭界。贩卖上海标签的写作,我是不喜欢的。如果我家是资本家,家里是银行里做的,那么可能感情上有认同,而我并没有认同感,这种公园、红酒啊、和平饭店的生活是我所不了解的。我想像的、经历的、激发我的东西,我幻想的部分,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Q: 那我们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来,为什么要写小说?
A:写小说比较简单。比如你在马路上看见别人刷房子,你会想房子那么高,会觉得害怕⋯⋯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主要还是内心想写,这是来自阅读的,带给你创造的、想像的东西,让人脱离你的现状,也有些“此地是他乡”的意思。阅读能让你瞬间离开,这过程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一句话,一段话,段落结束的时候你去倒杯茶,就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再读下去,又离开了。就是这个过程。有点像看电影、听音乐,有点像灵魂出窍的感觉,让你体验到一种——用齐泽克的理论说,那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个实在界。

写作的时候,你讲的是一个现实,但是你讲的过程有点像——抚摸,或者按摩,就是说产生的不是一种日常的经验,它让人放松,催眠,但你不能说这是不真实的,但这种感觉和你的日常经验是有距离的。让你有点腾空的感觉,像马尔克斯写的吃了杯巧克力坐在毯子上升起的感觉,写作就有这样的作用,写作的过程让你稍微腾空一点,很爽。句子来回,就像抚摸,像摩擦生电一样——当你抚摸一张纸的时候,纸会跳起来,在空气中有点腾空,但很快又啪的掉下去了。


Q: 那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与25年前相比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我觉得我的叙述松弛了,不再那么紧张,句子不再那么严那么紧,意思不再那么紧密。


Q:: 理想的小说是怎样的?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A:像托尔斯泰的小说,你看起来不像是虚构,就像是发生的真事,就是说他的讲述是真的——他不是在摹拟一个现实,反映一个现实,他写的东西就是一种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并不是以他所描写的东西所衡量的。比如说我在写你,但是关于你的那本书是独立存在的。可能与他有关联,但并不以像不像他作为判断依据。


Q: 但似乎华语文学还没做到。
A:在中国,对于1949年以后17年的文学包括文革文学,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是对那种文学的反动。那个东西是整体性的,高大全的,英雄的、颂歌型的;而现在如果还有作家这样写,会被视为贴胸毛。对于华语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向内翻转的时代,不是向外的、张扬的,英雄式的,丰富性不再存在了,而且因为政治的压力,现实的压力——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对于电影和音乐、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向内翻转,向内心翻转。


Q: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你推崇的作家?
A: 孙犁,我觉得他文字一流,尤其是晚年的随笔。早期的小说也很棒,那个语言真是一流,一定要读,他是从部队出来的,一直也没有获得恰当的评价。他的语言很高级,一方面你觉得他很朴实,和生活结合得很紧,同时很有古意。就是说他把传统的东西“化”得很好。中国文学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变迁的问题,从前写作方式和语言都不是现在这样,现代的语言只有一百年时间,这个过程伴随的是西方的理念,因为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体制和纪年都是与西方接轨的。看着语言变迁的过程,就等于说你在用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你现在的生活。这和传统是割裂的,这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还有汪曾祺、林斤澜、阿城都值得一读。这是从语言角度看的。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标准,文学还包含了其它要素,但毕竟,语言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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