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意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岁月的泡沫》(Boris Vian)




交会在时光的三角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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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地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这段文字的作者曾虚白是曾朴——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之子。1927年,父子俩在上海创办了“真美善”出版社,并在自己的居室里开办了一间书店兼文化沙龙。那沙龙位于当时法租界的中心,马斯南路(即今思南路)115号。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那里的常客: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张若谷等,这些“亲法分子”在沙龙里讨论雨果和乔治桑,将那遥远国度的文化气息融入了自身的日常生活。曾朴这样写道:“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予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就是这样一个华洋文化杂处的地方。1849年法租界创立时,区内只有九个法国人:领事敏体尼、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翻译克利高夫斯基、商人雷米和他的两个职员。而一份民国23年的法租界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其时租界内外侨已有18,899人——除法侨外,还有英、美、俄等多国侨民,中国人和洋人混杂居住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如果“海纳百川”只是陈词,上海人的包容性却毋庸置疑。虹口的犹太区是一例;在上海的第三象限——法租界地区,同样收留了大量的俄国侨民。十月革命后,效忠沙皇的白俄大量逃往远东,不少人来到上海霞飞路一带定居,在当时的东华电影院边,便有一家著名的“东俄菜馆”,卖乡下浓汤、鱼头汤、牛肉饼等特色俄国菜。周边的俄式咖啡馆也纷纷兴起,人们一度将淮海路称为“罗宋大马路”。


这一切让我想起徐志摩1926年所作的诗《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如果说,租界时期的华洋杂处是其各自人生的“交会”点的话,在上海的第三象限,有另一种更具象、但同样深具意味的“交会”——路与路之间的交会,在法租界地区形成了诸多三角花园。回顾上海的租界史,你会发现上海的租界是由东向西扩张的,因此市区的主要干道大多东西走向,南北向的道路既少且窄,加之租界与华界的人为区隔,造成了许多弯弯曲曲的马路。于是,当这些弯曲的马路彼此交会之时,三角花园就诞生了。如有普希金铜像的那个三角花园,便是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与东平路交会之处。这“交会”既带有上海租界文化交杂、众流汇聚的隐喻,又含有些许冲突的意味。以普希金雕像多舛的命运为例:1944年,落成后第七年,雕像被日军掠走,1947年由前苏联雕塑家多玛加掌基重建,1967年文革时又被毁,直到1987年才又在原址重建——这三角花园见证了多少风雨和岁月。


三角花园的命名有时也浸淫着历史的气息。霞飞路是法租界最长、最直的马路。其前身名为宝昌路。宝昌(Paul Brunat)原是法公董局董事,自1881年起连任多年。到了1914年欧战爆发,曾于1885年以工兵士官来过上海的霞飞荣任了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因在玛纳(Marne)一战中表现出色,法租界当局便决定将宝昌路改名作霞飞路。然而历史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为了纪念在租界服务了17年之久的宝昌先生,当局将霞飞路(即今淮海路)、白赛仲路(即今复兴中路)和麦琪路(即今乌鲁木齐路)之间的三角地命名为“宝昌花园”,于1920年6月落成——就好像那是两段历史、或者说历史的记忆与缓存的交会之地。


在这上海的第三象限,几乎每一条林荫道上、每一座三角花园里都有这样一段交会的历史,一段城市的记忆。当你在新乐路、襄阳路口的boutique血拼时看见斜对面的东正教堂,当你在思南公馆的酒吧里买醉时想到法国花园里飞行师环龙的石碑,当你在武康庭喝下午茶时想起了捐银筑路的福开森先生时,过去与现在仿佛也交会在了一座时光的三角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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