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周末画报

《怪屋》是侦探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己最钟爱的作品之一。(另一本是《无妄之灾》) “纯粹的愉悦”——她这样形容自己的作品，而这也恰恰是读者的感受。这本250多页的小说读来有着翻页器式的快感，发生在利奥尼兹家族那间“怪屋”里的谋杀案，同时兼具简单和复杂的特质。简单的是作案的方式，复杂的却是人性。

“人们有时真的可以叫人大吃一惊。我们对别人形成一种印象，但有时候这印象根本就是错的。”（P29）阿加莎·克里斯蒂如此洞悉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小说之所以好看，正由于她写的决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意义上的谜题，而是人性之谜。在一家之主突然死亡的意外事件面前，不同的家族成员有着迥然不同的心理面向。阿加莎诚然也会对诸如金钱、爱欲等明显的做案动机做一番考量，但她最出色的地方却在于深入的心理分析。这些心理分析既使读者对角色产生了同情，又使最后罪犯的揭晓不至于过分平板而公式化。

《怪屋》有一位男性叙事者，但作者却巧妙地将作者式的对反自我赋予了书中的某一角色，藉此探讨侦探小说本身。“人们杀得更多的是所爱之人。”(P120) “一些知道秘密的人在将秘密说出来之前就会被除掉。”“有时候就是一些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然而即使阿加莎剧透般地泄露了那么多侦探小说的秘密，我们照样还是会通通都猜错。因为人性太复杂，人性，才是最大的悬疑。

《怪屋》
阿加莎·克里斯蒂
人民文学出版社

for 上海壹周 文化观察

“不同食品制造商的代表们试图打开各自产品的包装。”这是莉迪亚·戴维斯的短篇小说《一部纪录短片的想法》的全文。你或许可以质疑这是否称得上一篇“短篇小说”，但你无法否认这寥寥几个字在你脑海中激起的鲜活影像：一帮食品制造商的代表们正狼狈不堪地试图打开自己产品的包装，他们的尴尬、沮丧、愤怒或者无奈……一切都发生在读者的脑海中，而莉迪亚·戴维斯所做的，是引爆了这颗语言炸弹。

1947年出生的莉迪亚·戴维斯至今已出版六本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同时她也是一名翻译家，她翻译的普鲁斯特名作《追忆逝水年华》之《在斯万家那边》一卷在评论界广受好评。她获得的知名文学奖项包括古根海姆奖学金、极具声望的“麦克阿瑟奖”和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7年由FSG出版的《困扰种种》更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她是作家们的作家，乔纳森·弗伦岑和扎迪·史密斯等都是她的粉丝。

莉迪亚·戴维斯是美国文坛的异数，任何标签在她面前都显得不合时宜。她的小说短则寥寥数字，长亦不过几十来页。她的写作与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迥然不同：有时像诗歌，有时如哲学思辨，有时是文字游戏，或逻辑推演，甚至如学术论文……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她把可能的标签挨个儿撕下：她否认自己是“极少主义作家”，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太小气”；她说自己也不是“实验作家”，因为“实验这词暗示着有可能不成功”； 至于“先锋派”，她则半自嘲地说：“这得有其他作家跟随才是，而我觉得并不会如此。”

莉迪亚·戴维斯的书写来自日常生活。她写出的常常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如这篇《孤独》：“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无法检查答录机，因为我一直都在这儿。如果我出门，或许有人会在我不在的时候打电话来。那样，我就可以在回来的时候检查答录机了。”最平常不过的俗世场景，在莉迪亚不动声色但逻辑严密的凝视之下，获得了别样的意味。在《一小时看二十个雕塑》一文中，莉迪亚以同样的逻辑推演的手法，把“时间”这一主题置于叙事的显微镜下：“把一小时除以二十个雕塑等于三分钟看一个雕塑。”一开始明明觉得一小时不够，后来却发现三分钟看个雕塑又太长。莉迪亚道出了个中奥秘：“答案或许应该是这样：一个小时比我们习惯认为的要短得多，而三分钟却比我们认为的长。”她选取的日常生活的片断，往往具有一种骇人的真实。她的故事总在直抵核心之后扬长而去，细枝末节全部隐去之后的大片留白教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司空见惯的现实世界。

莉迪亚·戴维斯对语言或语言的不可靠性有种超乎常人的自觉。或许是多年从事翻译的缘故，莉迪亚·戴维斯总能找到最直接、最准确的词语来描述一个特定场景或一种特定感觉，又每每对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阴影”提出质疑。在《语法问题》中，莉迪亚把关于生和死的探讨纳入语法讨论的语境中，她耐人寻味地问道：“现在，当他正在死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说，‘这是他活的地方？’”她探讨能否对死者使用所有格：“人们会说，这是‘他的遗体’，但那看起来也不对。这不是‘他的’遗体，因为他并不拥有它，他不再是主体，于是就不再能拥有任何东西。”在莉迪亚·戴维斯笔下，语言已不再仅仅是写作小说的工具，语言同时也成为了写作的主题。

短小无疑是莉迪亚·戴维斯的写作最显著最显而易见的特征。正因为短小，她的写作有时被称为“闪电小说”(Flash Fiction)、“突然小说”(Sudden Fiction)或者“小小说”（Short Shorts），甚至诗歌或者“诗文”。在接受《信徒》杂志专访时，莉迪亚·戴维斯指出，尽管很难对小说作出定义，但“简单而言，小说必须有一点叙事性。”只有两行的《与苍蝇合作》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把那个词写在纸页上，
但他加了那个撇号。”
有趣的是，《困扰种种》的封面就是按此文设计而成，封面上的苍蝇如此逼真，就好像这个故事正在上演。

虽然冷幽默在莉迪亚·戴维斯的写作中并不少见，但幽默，与她的写作中所传递的其他感情一样，都是潜在的，它们藏匿于面无表情的文本之下，是感情的暗流。法国诗人让·考克多曾说：“所谓风格，就是一种讲述简单事物的复杂方式，所以，也是一种讲述复杂事物的简单方式。”《我们想念你：一组四年级班同学的慰问信》一文印证了考克多的判断。莉迪亚以一种学术研究的复杂方式，从笔迹、长度、句子结构、语法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在严肃方法和微小题材的错置间，显露出其独特的风格。

至于谁影响了莉迪亚·戴维斯的写作，她承认贝克特的影响显而易见：“我很早就接触了贝克特，并惊讶于他简洁的文风。当我二十出头练习写作时，我主动学习了他遣词造句的手法。我喜欢他简单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词汇，他的智慧，以及对我智力的挑战，我喜欢他处理重大题材时的幽默感和对语言的自觉。”而所有这些，似乎正可以用来描述莉迪亚·戴维斯自己。如今莉迪亚·戴维斯正着手写一本法语词典形式的大部头小说；同时，她也将为企鹅出版社重新翻译《包法利夫人》。

Photos taken on 25 December 2007

for 上海壹周

“你终将把我忘记的，待你成年的那一天，把我忘记。” 《杜撰记》中倘若不被记得便不会长大的小飞人，最后长成了百岁老人，依旧神奇地飞翔在摩天轮的顶端。

在《天空晴朗晴朗》里，已然成年的周嘉宁收起了想象的魔法，转而以一种更现实主义、更坦诚的半自传性手法重新诠释这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主题。对于她，记忆不啻是写作最大的驱动力：“如今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故事从头说起，并不是因为我不再害怕了，其实我从未获得过勇气，但我惟恐如果再不说，就彻底忘记了。我可以把那些坏事情都忘记干净，可最美好的部分呢，最美好的部分都要随着污浊的时光都被擦去了么，怎么可能甘心呢？”对于她而言，往事是笼罩在迷雾和灰烬里的时光，只有接近它、走进它，才能重新发现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才会有勇气，才会镇定而所向披靡。她这样反问：“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彼此忘记更残忍呢？”

“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情书，为了让你记得我们的上海，我们的时光，为了怕你忘记，忘记我。”小说开头的题记便泄露了周嘉宁是个感情充沛的作家。《天空晴朗晴朗》是她一直想写的小说，她只是在等待感情如潮水般在身体里涨满，才好把散落在《明媚角落》、《一九九三年的火烧云》抑或《小绿之死》里的记忆碎片拾起，以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方式再次演绎。这一次，她找到了更好的切入点——城市。她以普鲁斯特式的招魂术写城市的种种细节：台风、变形金刚、酸梅粉、弹子糖、香烟牌子、女贞树的气味……她又以城市地理学家般的视角关照大上海里属于她的明媚角落：乌鲁木齐路家的老房子，带着浓稠咸腥气味的苏州河，万航渡路的菜场，曾发生雨棚坍塌事故的红都电影院和仿似失乐园一般的严家宅……记忆因此找到了落脚点，遗忘与“轰隆隆的打桩机和水泥搅拌车”之间于是建立了某种关联，拆除一个记忆里的上海变成了拆除记忆本身，一如小说最后所言：“被你忘记，就好象我也连同着上海，连同着那些背景被涂改了一般。”

在细节织就的城市背景中，周嘉宁驾轻就熟地书写着成长记忆。许三三、阿童木和林越远的人物刻画生动而令人同情，他们是很多人的青春期。而他们之间懵懂的情感故事，也写得格外好看。她写性爱缺席的青春感情：喜欢一个人就是“对他感到万分的信任”，就是要与他“分享一切细枝末节的小秘密。”她也尖锐地书写作为对立面的大人们：“大人们就好象是一个联盟，在某些时刻他们都表现得如此一致的残忍”。小说繁复的细节重新勾勒出那个天空晴朗的年代，时而有极具画面感的文字通过其擅长的长句铺陈，获得了某种类似潮水的感觉，就好像少年的情感一次次冲击现实的海岸线，既有纵情的自由，亦有浅浅的无力感。

而从叙事的角度而言，周嘉宁已然是位成熟的作家了。小说里第一人称、仿似评论音轨的“我”的声音屡屡插入第三人称的小说叙事，仿佛那个25岁的自己正看着小说里的女孩逐渐长大。这“我”的声音有时具有元小说的特质，令读者思考小说的自传性；有时又作为时间的蒙太奇，令小说通过闪进和闪回自由出入于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这声音是自我的内心独白，是化身为Alter-ego的自我审视——它在令小说具有更丰富维度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已然成熟的女作家敏感的内心世界。


《天空晴朗晴朗》
周嘉宁
明天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