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第七本小说不仅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叙事表演，而且是我们这时代不可或缺的读物。

在土耳其，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精神导师、诊断专家和政治评论家：土耳其大众读他的小说一如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欧洲，他亦备受尊敬：他的第六本小说，丰盛而迷人的《我的名字是红》，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在他长长的获奖清单上又添一笔。

他理应在北美地区更加知名，毫无疑问他会的，因为他的小说显露出"西方化"力量与伊斯兰势力间的冲突。尽管故事发生在90年代、在9/11之前，《雪》在对原教旨主义观点的分析，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属性分析上依旧具有奇异的预见性。

一如帕慕克的其他小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故事的主人公叫KA，是一个阴郁但吸引人的、很多年没写什么的诗人。但是KA并非叙事者：当被告知他被谋杀之后，他的故事便由一个碰巧也叫奥罕的老朋友拼凑起来。

小说开始时，KA在法兰克福政治流亡，为了母亲的葬礼，他在12年后重归伊斯坦布尔。他在去KARS——一个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虚构的城市——的路上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雪降临了。(在土耳其语里，"KAR"是"雪"的意思，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层层嵌套的信封。) KA声称自己是个记者，对近期的市长谋杀案及由于学校强迫去除头巾所引发的几位年轻女子的自杀事件感兴趣，但这只是他的一个动机。他同样想去看IPEK，一个他学生时代结识的美丽女子。在与KA的一个已成为伊斯兰政治家的老朋友离婚后，她住在破旧的雪宫旅馆，KA正巧也住在哪里。

被雪切断了逃脱的路，KA徘徊在衰落的城市，一个被显赫的过往萦绕的城市：有曾经辉煌的奥托曼帝国的建筑遗迹；亚美尼亚大教堂空空如也，为对它崇拜者的屠杀作证；有俄国统治者的鬼魂和他们过于奢华的庆典，阿塔土耳克的照片，他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无情的"现代化"运动的始作蛹者，这运动包括了——并非只是顺带提及——对头巾的禁止。

KA作为记者的身份使帕慕克得以展示一系列的观点。那些并非活在式微的帝国遗迹中的人也许很难想象这种混杂的情绪：包括怨恨的权利(我们本该强大的！)，羞愧(我们做错了什么？)，怪责(这是谁的错？)和身份焦虑(我们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占据了此地大部分的净空，在《雪》中亦是如此。

KA企图在死去的女孩身上发现得更多，然而他遭遇了阻力：他有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背景，他曾被流放西方，他有一件时髦的外套。信徒们谴责他的无神论，政府不希望他写这些自杀——那会玷污名声——所以他被政府间谍跟踪；普通人民则怀疑他。当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枪手谋杀一个驱逐戴头巾女孩的学校校长时，他正好就在那家面包店里。他被与其旧爱的前夫混淆，两人被捕，他见证了世俗政权的残忍。他成功地避开了跟踪者足够长的时间，以与一位蓝党(the persuasive Blue)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会面，据说他是校长谋杀的幕后指使。就这样，他在一个个遭遇间挣扎。

在Maureen Freely翻译的《雪》里，游戏式的闹剧和可怕的悲剧间的界限非常精妙。比如，小城的报纸出版人Serdar Bey，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KA公开表演他的诗歌《雪》。当KA抗议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一首叫"雪"的诗、也不会在剧院中表演时，Serdar Bey回答说："别那么确定。的确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在新闻发生前便将之写出而轻视我们……但确实会有不少事情，仅仅因为我们事先写出了它们，才真的发生。这就是现代新闻业的全部。"转眼间，他便真的在一个剧院里了，但那个夜晚同时上演了一出荒诞的阿塔图尔克时代的戏剧，叫作"我的祖国或我的头巾"。当宗教学校的孩子们戏讽之时，世俗主义者决定朝人群开枪以强迫执行他们的规则。

命运之曲折、往复的情节、小把戏、每每接近便退得更远的谜团、阴冷的城市、潜行的夜、身份的缺失、被流放的主角——这些便是成熟期的帕慕克，但它们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图景的一部分。我们或可将这类型称为"男性迷宫小说"，并可以追溯至德·昆西、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康拉德，也包括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德里罗和奥斯特，以及汉密特和钱德勒式的黑色惊悚小说以作衡量标准。写这样的小说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以无根的男人们作主角；这很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要是送一个女人去进行一场散漫的寻找之夜旅，她很可能比男人死得更快更早。

女人——除了作为理想化的欲望对象——在帕慕克以前的小说中重要性并不明显，但《雪》是一个开始。有两个较强的女性角色，感情遭受挫折的IPEK和她的姐姐，固执的演员Kadife。此外，还有一场合唱：头巾女孩们。那些在两边寻求权力的人们都使用这些死去的女孩作为象征物，而在她们活着时在她们身上施加了难以忍受的压力。然而KA，将她们视为受苦的人类。"并不是贫困的元素或无助令KA觉得震惊。也不是这些女孩所经历的持续挫败，亦非不让她们外出的父亲们之不敏感，也不是爱嫉妒的丈夫们的长期监管。令KA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女孩们杀死自己的方式：突然地，没有任何仪式或预兆，就在她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她们的自杀就像小说里其他残忍的事件：由无情的潜在力量驱动的突然爆发的暴力。

男人对女人的态度驱动了《雪》的情节，但更重要的是男人相互之间的态度。KA总是担心其他人是尊敬还是轻视他，而这种尊敬并非依照物质财富之多寡而是以他信仰什么而转移。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他犹疑于一边与另一边之间。他应该坚持西方的教化么？但他在德国很悲惨。他应该做回一个穆斯林信徒么？但除了醉酒时亲吻了一位当地宗教领袖的手外，他无法适应。

如果KA遵循帕慕克以前小说的样子，他或会用故事避难。故事，帕慕克暗示说，创造了一个我们感知的世界：并非"我思故我在"，一个帕慕克式的人物会说"我在，因为我叙述"。坦率地讲，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位置。但可怜的被谋杀的KA绝非一个小说家：得由"奥旱"来演他的贺雷肖。

《雪》是帕慕克长期计划中的最新一笔：通过叙述，令其国家存在。这也是与现实主义最接近的一次。KARS城令人触动的贫困被精妙地描绘，但居住者们抵御了"奥罕"对其的小说化。他们中的一个要求他告诉读者，别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因为"没人能从那么远的地方理解我们"。这是对帕慕克及其颇为可观的艺术之挑战，但也是对我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