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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诚品好读》杂志宣布休刊。屈指算来，这本创刊于2000年7月，以推广阅读、深度剖析当下文化现象为诉求的刊物已度过了第八个年头。最初，《诚品好读》是作为诚品书店的会员刊物，免费赠阅的；后来成本日涨，《好读》才开始独立发售。纵观台湾的文学刊物，隶属于出版社或书店、并有颇具影响力的相关文学奖项是其两大特点。

1954年创刊的《皇冠》杂志属于皇冠出版社，旗下包括琼瑶、三毛、黄春明、倪匡、张曼娟、侯文咏等多位畅销作家，以女性读者为主要受众。1994年，《皇冠》杂志创办“皇冠大众小说奖”，旨在培植文坛新锐，同时令读者通过投票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文学趣味。皇冠大众小说奖的首奖奖金高达一百万元新台币，去年更创下了225本小说参选的历史记录，最终江晓莉以融合古典和冷硬派风格的犯罪小说《灰色的孤单》折桂。

隶属于联合报系的《联合文学》亦已有23年的历史。杂志以广义的文学为出发点，现代文学创作、国际文坛动态、书评书话等均涵括在内，主要作者包括杨牧、白先勇、陈映真、李昂等人，近来亦将视野投向大陆，制作了钱钟书及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专辑，并刊登了莫言、苏童、阿城等人的作品。“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迄今已举办了21届，早年获奖者如董启章、骆以军、邱妙津等人已成为港台华语文学的中坚力量。

相较之下，创刊于2003年的《印刻文学生活志》虽然历史不算悠久，但它以作家专题的形式，成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台湾文学杂志。从2003年创刊号的朱天文到2008年8月号的张大春，《印刻》每期均以当下的热点作家或电影/文化人为线索，制作专题，刊登访谈及新作片断，极具深度和权威性。同时，《印刻》也具有统领时下文化热点的宽度。如7月时值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的逝世周年，《印刻》的“映像馆”栏目便很应时地刊出法国导演阿萨亚斯的纪念文章《杨德昌与他的时代》，从电影环境的整体变革，解读了杨德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保持沉默的理由。在国际文坛单元，则有获多项欧洲文学大奖的挪威作家佩尔·派特森的《外出盗马》之节译，彰显编辑丰富敏锐的阅读视野。

相关链接

印刻文学生活志：http://www.sudu.cc/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26049
联合文学：http://unitas.udngroup.com.tw/
皇冠杂志：http://www.crow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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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六册的《<香港文学>精选集》，作品精选自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的《香港文学》杂志，作者阵容除了西西、黄璨然、刘绍铭等香港名家外，也包括王安忆、苏童、于坚等大陆作家，甚至还有马来西亚的黎紫书、黄锦树和旅居海外的聂华苓等。正如刘以鬯23年前在《香港文学》发刊词中所言：“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最好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作为华文文学的创作平台，这本已有23年历史的严肃文学刊物以小说、散文和评论为主，偶尔也译介欧美当代文学，是香港传统文学刊物的代表。

相比之下，创刊于2006年的《字花》杂志，则展现了二十一世纪香港新生代文学的蓬勃图景。买、恶、爽、假、色、乐、开、烂、木、拾、热、咬……每期《字花》杂志均围绕着一个字展开创作，因为“字里会开出花来”。创刊人之一谢晓虹在接受《明报》采访时说，之所以会有与友人办文学杂志的念头，是因为感觉本地文学杂志“与一般读者的生活有距离”。 于是，以文学介于生活，成了《字花》的理想。当年刘以鬯概叹“香港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如今的《字花》却以“买”作为创刊号的主题。去年，《字花》刊出9个页码的专题《皇后码头书店企划》，“以一个将被消灭的公共空间为基础，让不同的人一起讨论，建构一间虚构的书店”，希望借“人民规划大会”的民主形式，“显示文学的创造力，不受囿于现实的给定条件。”而近日的“维园”特刊更邀集了梁文道、廖伟棠、邓正健等知名文化人，对“命运交织的”、作为“容器”的维园进行了阅读和想象。

《字花》的另一特点是形式和视觉呈现的多样化。年轻漫画家智海和江康全是《字花》的美术总监，在接受《诚品好读》专访时，智海说：“《字花》有种想要彻底追求多变的意图， 看看可否在杂志的空间里容纳文字更多样化的视觉呈现。”在他们的努力下，《字花》一改传统文学杂志“板起面孔”的古板作风，做成了一本少见的、很有设计感的文学杂志。

在高度商品化的香港，只卖29元港币的《字花》能够好好活下来，也有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份功劳。为鼓励香港本土创作，香港艺发局在出版、写作、艺术教育、研究评论、文化交流等文学领域提供上限5至10万元的资助。除《字花》外，艺发局还资助了《小说风》、《城市文艺》和《文学研究》等文学刊物。

但对于其它无法得到资助的文学刊物而言，他们的处境便艰难得多。“只求质素，不问出处”的《月台》杂志便是一本100%独立创作，自费发行的刊物，内容包括新诗、散文、微型小说、电影评论、摄影等，每期只印数百本，在Kubrick、阿麦书房及澳门的边度有书等伙伴书店小范围发行。而经历了多次停刊和多次“复活”的《秋莹诗刊》更是命运多舛，从最初油印的11期，到中途铅印6期，到2003年再度“复活”，展示了香港文学刊物坚韧的生命力。

相关链接
字花：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香港文学资料库：http://hklitpub.lib.cuhk.edu.hk/index.jsp
豆瓣香港文学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hklit/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文坛一位奇特的人物，年轻时患风湿热后一直疾病缠身，29岁时左半身几乎瘫痪，但她的作品却饱受评论界的赞誉，《心是孤独的猎手》在美国“现代文库”评选的“二十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中名列17。在这样一个夏天，在有冷气的咖啡馆里，我们不妨来读她的短篇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

“用柠檬汁在白纸上写字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把纸拿到火上去烤一烤，棕色的字就会显出来，意思也就一清二楚了。请你设想威士忌是火，而写的字就是人们隐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这样，你就会明白爱密利亚小姐的酒意味着什么了。” 麦卡勒斯的文字会像冷空气一样击中你，只是她给你的感觉不是冷，而是清醒。她的文字也似咖啡因让人提神。

“小镇本身是很沉闷的，”小说如是开头，这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间的畸恋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孤独和内心的寓言。爱密利亚小姐和马文·马西传奇般的十日婚姻，与小罗锅在旁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爱都教人唏嘘。

在小说中段，麦卡勒斯给大家上了精彩的爱情一课：“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的经验——不过，说它是共同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它在有关的两个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响是同等的。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往往，被爱者仅仅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他在灵魂深处感到他的爱恋是一种很孤独的感情。他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寂，正是这种发现使他痛苦。”这段通透的文字令人不禁猜想，要有过怎样的爱情经历才会有这样直抵核心的领悟呢？

然而她又笔锋一转告诫读者们：“你必须记住，真正的故事发生在恋爱者本人的灵魂里。”无论是怎样可悲而可笑的爱情，只有当事人才会明白个中滋味。一如咖啡的滋味，就算我们用再多的文字描述，就算我们作再多的比喻，真正的味道还是只有喝的那个人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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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美国《巴黎评论》（2008夏季号）

意大利小说家安贝托·艾柯近日在《巴黎评论》的名牌栏目“小说的艺术”中谈论了大众媒体、小说与战争、文学影响等诸多话题。

他说：“我怀疑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不爱看电视。我只是唯一一个愿意承认的。我试图把它作为我作品的材料。但我也不是将一切囫囵吞枣的饕餮之徒。我不是样样都爱看。我喜欢看剧集，不喜欢垃圾秀。”他最喜欢的剧集是七十年代的《最佳拍档》（Starsky and Hutch）。如今他则喜欢看《CSI》、《迈阿密风云》、《ER》和《神探科伦布》。

谈及战争对他写作的影响时，他说：“不，并没有直接影响。我在战前就开始写作，与战争无关。青年时代，我写漫画书，因为我看过很多漫画以及场景设置在马来西亚或中非的幻想小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想使它们看起来像印刷出来的那样，于是我用大写字母写作，并自制标题页、梗概和插画。这工作如此累人以至我从未完成过任何一本。那时候，我是写作未完成杰作的大师。当然，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战争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每个人总会沉溺在年轻时代的记忆里。”

论及自己的文学启蒙人，艾柯认为是他的母亲和外婆：“外婆只读完了小学五年级，但她是市图书馆的会员，每周带回家两三本书给我看。它们可能是通俗小说或巴尔扎克。在她眼中，这并无多少分别——它们同样吸引人。另一方面，我母亲虽然年轻时读书不少，但她后来只看浪漫小说和女性杂志。所以我不读她的读物。但是她讲话很优雅，有种优美的意式风格，写得也很漂亮以至于朋友们经常要她为他们起草信件。她对语言有一种敏感，尽管她早就离开了学校。我想我从她身上继承了一种对写作的独特趣味，那成为了我风格的最初元素。”

被问及小说有多大程度的自传性时，艾柯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每本小说都是自传性的。当你想象一个角色，你便把自己的一些私人记忆赋予了他。你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了一号角色，另一部分给了二号角色。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将不写任何一种自传，但小说们就是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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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英国《泰晤士报》（7/20）

8月7日，村上春树最接近自传的散文集《当我谈论跑步的时候我谈论什么》将在英国出版。《泰晤士报》书评版特选了最村上春树的十个事实，其中最应景的一条便是：“村上真的、真的很喜欢跑步。”33岁那年，村上戒烟后为了减肥，开始长跑。在那一年里，他跑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马拉松。他目前的马拉松跑最好纪录是1991年在纽约跑出的3小时27分钟。1995年，他参加了一次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跑，他花了足足11小时才跑完全程，中途几乎倒下。他说那差不多是一种宗教体验。村上说：“一个幸运的作家一生中大约能写12部小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少。我希望还能写个四五部。但当我跑步时，我感觉不到那种限制。我每四年才能写出一本大部头的小说，但我每年都能跑一次十公里比赛、一次半程马拉松和一次马拉松。”如今他每天四点起床，写作四小时，然后跑一个十公里。他希望以后在墓碑上这样写：“至少，他从不走路”。

关于村上的其它九件事包括：村上令人分歧（2000年6月，一位德国电视记者因与同事就村上意见不合，愤而辞职），村上超有影响力（索非亚·科波拉、大卫·米切尔都受他影响），村上曾开过爵士俱乐部（从大学毕业直到1981年），村上喜欢猫（他的爵士吧就叫“彼得猫”，小说中也多次以猫的出现暗示“有什么奇怪的事要发生了”），村上爱音乐（他收藏有7000多张黑胶唱片！）等等。

Small Heart Hits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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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印度厨师跟随他的主人去了美国华盛顿；一个西印度青年远赴伦敦挣钱照顾弟弟；一对英国殖民者在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旅行，目睹了部族残杀和社会动荡……在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虚构世界里，每个人都远离故土。这本获得1971年布克奖的《自由国度》，由三个短篇小说和两篇“旅行日记”组成，围绕“自由”这个主题，在殖民/后殖民的语境中，对“何为真正的自由、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探讨了远离故土的异乡人的身份迷思。

奈保尔是个印度裔作家，生于特立尼达，十八岁时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加入英国籍。他的履历使他成为一个漂泊的“世界公民”，文学评论家们一度认为，他之所以直到二十一世纪才拿到诺贝尔，只是因为不知该以哪个国家的名义提名他所致。在六十年代，奈保尔周游了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美国、加拿大、印度和非洲等地，获得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为他的殖民书写奠定了根基。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赞奈保尔“将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囿的详细考察融为一体，促使我们看清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同样可以看见奈保尔殖民书写的特别之处——他不但像大部分殖民书写者那样谴责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的压迫和欺凌，更尖锐地指出被殖民者同样有错，他们的“奴性”和被殖民文化本身的局限性同样是问题所在。在《孤独的人》中，远赴美国的厨师对着新主人不自觉地喊出了“老爷”。奈保尔写道：“过去，这个词我一天要用一百遍。不过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老板存在的一小部分，所以这个词并无奴性。（……）对普里亚而言，‘老爷’这个称呼便具有奴性。”（P53）在标题甚为反讽的《自由国度》一篇中，奈保尔借上校之口讲得愈加明白：“知道是什么事情令我困惑吗？是这些非洲人一旦服从命令，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被压迫。”（P258）作为一个离散的书写者，奈保尔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对殖名者和被殖民者各打五十大板，写出了多元种族文化的困境。

《自由国度》里有大量殖民地的地貌和景物描写，颓败破落的非洲图景仿佛是殖民地幽暗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外化，一如在《告诉我，杀了谁》之中奈保尔将异乡人的凄惨处境变成心中无处发泄的呐喊：“哦，上帝！告诉我谁是敌人。一旦你发现谁是敌人，你就能杀了他。然而，这里的人让我困惑，是谁伤害了我？又是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报复谁。”（P119）就这样，在外化的地理图景和内在的心理图景之间，奈保尔以文字建构着殖民书写的力量。

《自由国度》
[英] 奈保尔 著
刘新民、施荣根、徐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5月第一版
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