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亭路
2009.6

“人们已经忘记写作的创造力了。写作应该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化的。”（P218）这段来自书中校园记者安丹达的话，无疑也是作者杰里米·杰克逊的观点。这位爱荷华创意写作班出身的年轻人在处女作《我生命的速度》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叙事声音：第一人称的凯文·舒勒杂糅了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幽默感和生命经历创伤后的逃避与疏离，他的生命就如同他的叙事，是一个随着故事演进才逐渐解开的谜。

小说开始于一场初中田径比赛。冒凯文之名参加比赛的鲍比为凯文赢得了本不属于他的纪录和荣誉，在赛后的一场车祸里，凯文的同学们乘坐的大巴坠崖，惟有碰巧乘坐父母私车的凯文幸免于难。新学期来临，凯文的班级甚至凑不出足够的人数，于是他不得不转学。他从此开始奔跑。他几乎赢得每一场比赛，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赛跑记录。

然而就在读者们以为这是又一个依靠努力奋斗来疗愈内心创伤的成长故事之时，小说巧妙地颠覆了人们的预设。凯文并不认为跑步是最重要的，甚至他并非经过刻苦的努力才赢得比赛的。他的奔跑绝非一种疗愈，而可能恰恰相反——他要遁入一种寂静，在寂静里抓住闪过的回忆，他内心的巨大创伤已然将他置于一个隔绝的世界，他只有找回这些不敢面对的片断，才可以面对人生，才有疗愈的可能。“我为了寂静而跑。”（P63）凯文如是说。

校报记者安丹达的角色无疑是一个聪明的安排。作者得以暂时离开第一人称的叙事，以他人的眼光赋予人物一个新维度。这篇同样名为《生命的速度》的新闻报道就像一面第三人称的镜子：“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是一个压力锅，他在体内制造出巨大的压力——是这些驱使他赢得比赛。”（P135-136）

小说的高潮部分是对成人世界的揶揄与控诉：势利的校长和市长，为了自己儿子利益以荒谬的理由判处凯文禁赛的体育局长，虚荣的母亲，州立大学以研究为名从事秘密交易的医生们……他们不断拷问着凯文的良心；而在另一边，教练格利高里和女性好友赫妮都不断提出同一个问题：凯文，你究竟为谁而跑？

小说末尾，凯文决定揭露真相，并拒绝参与州立大学的田径队。在他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我所做的是转过身。我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往来的方向跑去。（……）我感到一种完满和自愈的到来。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了速度，一瞬间仿佛逃离了命运的羁绊。”（P294）凯文的放弃赛跑，既是一种对抗的姿势，也是自我的救赎。胜利和荣誉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是为自己而跑。

小说结束于凯文的眼泪之中。凯文哭了，就好像他由此证实了自我的存在。

《我生命的速度》
作者：[美] 杰里米·杰克逊
译者：黄少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3月
定价：25元

弄堂深深深几许？ 深入内部……

发现目标

躲猫猫标准照

这儿什么也没有


@ 安福路
2009.6

@ 高邮路5弄
2009.6

《二人证据》（La Preuve）是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从《恶童日记》的结尾处延续：父亲在跨越边界时被炸死；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跨越了边界，而留下的那位名叫路卡斯。

缺席的人和那些要人命的寂寞

《二人证据》里的故事，发生在战争结束后。路卡斯独自一人住在外婆的屋子里，以贩卖蔬果和牲畜为生。对于路卡斯而言，他的母亲和妹妹被炸弹炸死，外婆二次中风发作死去，兄弟则去了边界的另一边，此时的他“就好像生了一种病一样”。他对神父说：“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了。”（P15）

并非只有路卡斯如此，他周边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命运。与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的《恶童日记》不同，《二人证据》的故事换由第三人称来讲述，以展示战后小镇生活的众生像：雅斯密娜的父亲被关进监狱，克萝拉失去了丈夫托马斯，失眠者的老婆则被好几发子弹打死……人们尚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中疗愈，而活在爱人或亲人的缺席中，活在“一种要人命的寂寞里。”（P87）

在这样的孤寂之中，有人“常常祈祷，时时期待”（P31）；有人习惯了黑暗生活，如同克萝拉说，“那里没有灯，我已经习惯”（P68）；更多的人则一边绝望地寻找缺席者的替代品，一边在漫长的时间流逝里，让“回忆越来越淡薄”。（P128）

路卡斯与小女孩阿格涅丝的对话耐人寻味。他问小女孩，“你从来不伤心吗？”女孩答：“从来不会，因为总有另一件事来安慰我。”（P12）

然而那些缺席的人总是难以取代。当路卡斯如同雅丝密娜的父亲那样把性器置于她的大腿间之时，雅丝密娜低吟的却是“爸爸，噢，爸爸！”他只是代入、从而假扮了那个缺席者，而并没有取代他。而克萝拉，也永远在谈论托马斯，甚至在小说结尾看见克劳斯时，还将之误以为是托马斯。在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笔下，对缺席者的爱是如此强烈而固执，它无法被取代，因为“死人不在任何地方，却也无所不在。”（P92）

写作的慰藉和表达的自由

“当你有太多痛苦、太难过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想找个人谈谈的话，就把它写下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P143）路卡斯对玛迪阿斯的这一席话，不啻是对写作动机及文学力量的绝好注解。首先，在战后充满存在主义式怀疑的年代，写作是一种慰藉，一种疗伤的途径。其次，写作是一种交谈的方式，尤其当对话的另一方缺席的时候。根据小说末尾透露的信息，《二人证据》本身便可视为路卡斯为克劳斯而作。其实每个人写作时，都会有一个想象中的交谈者，作者会把自己的写作献给那个人——或者说，照法国心理分析学家Michel de M'Uzan的说法，有一个“内在读者”，这个“内在读者”是“超我和完美自我的结合，（……）他可以成为作者的Alter-ego，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恢复他自恋般的诚实。”

路卡斯正是藉由在大笔记本上的书写，与边界另一方的兄弟克劳斯对话的。路卡斯与彼得有这么一段对话。彼得问：“你和他有通信保持联络吗？”路卡斯则答，“我每天都写在笔记本里给他，他当然应该也会这么做。”（P100）这段对话恰表明了，写作之于路卡斯，其实是与缺席者的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无疑是很好的慰藉。

对于文具店老板维多而言，写作乃是存在的证明：“我深信全人类都是生而为了写一本书，而不是为了其它任何事物。一本才华洋溢或一本平凡不过的书，都没关系，但是什么都不写的人就是个迷失生命的人，他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却未曾留下任何足迹。”（P114）我们或可由此出发，从隐喻的层面理解他为何杀害了他姐姐：当初投奔姐姐，是因为维多觉得在书店永远也写不了书；但到姐姐家之后，姐姐却扮演了一个监视者的角色，她窥探他的写作，催促进度，禁止他喝酒抽烟……简而言之，她令他的写作不自由。维多杀害姐姐，其实便是在隐喻的层面去除了写作的限制，从而能够自由地书写。

克劳斯归来和存在的证据

有一个悬念贯穿《二人证据》：克劳斯是否真的存在？路卡斯（LUCAS）和克劳斯（CLAUS）是否如他们的构词所暗示的那样，其实是同一个人？在《二人证据》里，小镇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晓路卡斯还有一个兄弟，连维多那个从小就认识的人也从没有提及过。在小说第八章，克劳斯时隔多年回到小镇之后，谜底却未因此而解开——他们外貌的相似性令彼得以为是路卡斯回来了。

人何以证明自己是谁？什么才是存在的证据？是外貌？是笔迹？还是护照上的名字？（彼得检查了他的护照后说：“这东西无法证明什么。”P190）《二人证据》简体中文版的封面上，那两个背对着镜头的相似的背影似乎在确认答案的含混不明。

然而小说并未止于情节的开放性和身份的迷思，结尾处“K镇当局函送D国大使馆的一份调查报告”将上述身份问题置于小说创作的“虚构性”原点之上来考量。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书店老板其实是位女性，而克劳斯不但签证过期，而且从未出现在K镇的任何登记资料之中。最关键的是，除了文中声称的克劳斯的外婆之外，“有关文章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在于K镇。”（P205）

由此，我们在“故事中的故事”里，目睹了一次文学创作的全过程：这位可能叫克劳斯的人，可能和他的兄弟路卡斯一起（从笔迹和纸张的新旧程度看，也可能他们是同一人）写了一个发生在小镇上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惟有外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一切反而变得更加暧昧不明，因为对于包括这个调查报告在内的《二人证据》全书而言，一定也有另一份“调查报告”，来检验《二人证据》包括那份调查报告在内的所有故事是否为真，也就是说，就连外婆的真实存在也是堪疑的。

就这样，作者将存在的谜题变成了作家如何运用真实世界的材料，来进行虚构的问题；变成了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许《第三谎言》将进一步揭开谜底，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已然在一次采访中简洁而明确地回答了她的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回事。”或许，你只要活在一本小说里，你便无异于真的存在了。

《二人证据》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著/ 简伊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22元

出生于波士顿的美国作家迈克尔·托马斯曾在饭店、酒吧、电影片场工作，他也当过建筑工人、披萨快递和出租车司机。他的处女作《堕落的人》战胜了罗斯、莱辛和欧兹等诸多名家名作，获得了奖金额高达10万欧元的2009年都柏林文学奖。“将生活视为一种社会实验来过是一桩奇特的事。”《堕落的人》的意识流叙事来自一位出生于波士顿贫民窟的黑人，他娶了个白人，有三个孩子。故事讲述了这位没有名字的穷困男人在35岁生日前夕的四天里，绝望地寻找金钱以使家庭维生的故事。虽然叙事者具有内省的特质并时而陷入自怜，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乐观主义。都柏林文学奖评委认为，这是一本“出色的小说……具有迷人的叙事声音和令人惊讶的洞察力。”

（for 南都周刊）